我眼中的“锅盖头”
唐师曾
独一无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国人受“唯物主义”教育,“重物轻人”。改革开放后使用Nokia手机,才知洋人“以人为本”。
说到海湾战争,国人动辄强调美军装备优良,绝口不提施瓦茨科普夫和他老爹都是西点军校高才生。说到美国,国人张口就骂美帝欺压世界,不知道美帝帮中东打赢两次世界大战:老施瓦茨科普夫是伊朗国王请来的宪兵顾问,小施瓦茨科普夫在中东长大,会波斯语、阿拉伯语……与许多阿拉伯王爷是“发小儿”。
说到美军,肆意把道听途说的解秘资料“拷贝”、“克隆”、“拼凑”,卖弄世人皆知的陈年旧账,把海军陆战队简化成“海豹”特种兵、“绿色贝雷帽”、“瓜达尔卡纳尔”号、AV8B海鹞、M16A狙击步枪……就是不知道它是“美军中唯一一支无须国会批准,总统便可动用的部队”,享有《宪法》赋予总统的特权。老鸭自忖,该特权高于军权,也独立于军权,符合三权分立的最高利益。
1775年11月10日,美国国会立法“海军陆战队是一个独立军种”,正式创建海军陆战队(US Marine Corps),简称USMC,意为“通过海运投放的部队”。从此,海军陆战队几乎参加了地球上所有的重要战事……因高度轻型化、合成化而成为美国全球干涉的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在瓜达尔卡纳尔、塔拉瓦岛、硫磺岛、冲绳岛、塞班岛跳岛作战,海军陆战队规模扩大到50万人。战后,海军陆战队1师最先投入朝鲜战争,重挫杨根思的志愿军。
1958年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直接促使毛泽东“八二三炮战”支援亚非拉,当场炸死金门守军副司令吉星文将军(吉鸿昌的族侄、29军上校团长、七七事变抗击日寇的英雄)。据说,炸死吉星文的炮弹产自苏联乌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卫国战争)即将报废的加农榴弹炮。
今天美军由陆(Army)、海(Navy)、空(Air Force)、海军陆战队(Marines)四大军种构成,海军陆战队在军费开支中有优先权,能购买比其他军种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海军陆战队司令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有机会担任参联会主席。由于它是“美军中唯一一支无须国会批准,总统便可动用的部队”,所以,越战、贝鲁特维和、格林纳达、巴拿马、海湾战争、索马里……都是海军陆战队一马当先。
英雄本色“锅盖头”
“锅盖头”(jarhead)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铁纪和荣誉的标志,熟练的理发师只需1分56秒,就能把一个长发忘忧的“愤青”修理成怒发冲冠的“锅盖”。
那些变成“锅盖头”的志愿者当即被直接赶入海军陆战队的两个训练基地:一个位于加州的圣迭戈(San Dieg),另一个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巴利斯岛(Parris)。在那里,他们须经历著名的11周的“新兵训练”,九死一生。
三个月后,“愤青”在滚滚红尘中的浪漫情怀一扫而光,青皮“锅盖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冬储的脂肪赘肉炼成荒野才有的条形肌肉。没人知道“锅盖头”经历了什么样的炼狱……所有“锅盖头”都“十分感激这次经验,但是他们决不想再来第二次。”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口号是“Semper Fi”,这是因为现代意义“锅盖头”起源于西班牙。英文翻译为“Always Faithful”,意思是“永远忠诚”。它既显示了“锅盖头”袍泽间的手足之情,也表现了“锅盖头”们精忠报国的必死决心。
原始的“锅盖头”最早出现在古罗马屋大维海战时期,甚至可上溯到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接舷战”,就是古代海军的短兵相接。
原始海军不具备近代海军的炮战热兵器,全凭古罗马海军的“乌鸦嘴战术”,迎头相撞,斧剁刀砍。他们冒死靠上敌船,用铁钩子把敌船紧紧钩牢,双手攀援战舰的干舷、棕缆,一路砍将上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最勇敢的古代“锅盖头”就是敢死队。他们把一块长木板平行竖在桅杆旁边,绑在桅杆上,冲向敌舰。靠近敌舰时,把绑在桅杆上的棕绳砍断,长木板借惯性放倒过去,搭到敌船的干舷上。“锅盖头”手执利刃,脚踏狭窄的木板,快步如飞,跃向敌人。脚下是波涛翻滚的深海,眼前是刀剑的丛林。
葬身大海的囫囵尸首不算,一马当先的“锅盖头”肯定被守军剁成肉酱,尾随其后的第二、三、四人也被砍得身首异处,七零八落。只有第五、六人侥幸冲上敌船,以杀人魔王的残破形象成为战斗英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身临其境,才能理解海军早期“接舷战”时代,“锅盖头”英雄们为什么都像海盗船长,个个残身破体,木头大腿,铁钩子手、缺鼻、少耳、独眼龙……
纳尔逊上将(Nalson)一只胳膊、一条腿、一只眼睛……《大英百科全书》称他“奠定英国百年海上霸权”。即使纳尔逊爵士如此残破的身躯也不得善终,他在打败拿破仑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阵亡。
最勇敢的英雄往往是刀砍斧剁的野兽,其勇敢来自本能的兽性。“锅盖头”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同时,往往也捎带《苦菜花》里 “八路军马排长”的英雄本色,“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必风流”。贪杯、好色、勇敢……都来自野兽的本能。
疯狂自由惹是生非
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表姐家,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途经王府井东长安街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上士)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拦住,架到东单广场强奸。工人孟昭杰见状报警,国民政府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迅速出警,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局询问。北平民营的亚光通讯社立即发稿。
多年过去,“锅盖头”依然是美军最容易勃起的部队。东方网6月19日消息: (2003年)5月25日凌晨,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何塞?托雷斯在位于日本冲绳金武町的美军基地附近打伤并强奸了当地一名19岁的女子。
共同社消息: 2002年12月7日,冲绳首府那霸,一妇女在车上遭人强奸,涉嫌的美国海军少校麦克尔?布朗否认自己有任何犯罪行为。美军事法庭曾于2000年8月判决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在日本南部冲绳岛强奸一名日本妇女罪名成立,处以四年监禁。
法新社消息:菲律宾一名22岁女子指控六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一辆面包车里对其强奸。该女子当时在苏比克湾度假,在酒吧被灌醉带到车上。但海军陆战队队员否认强奸,他们称与该女子“你情我愿”。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拒绝将六名肇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移交菲律宾方面处理。
美联社消息:两名女子指控海军军官学校(安纳波利斯)橄榄球运动员莫里森强奸,其中一位是海军陆战队的女军官。这是今年第二起对海军军官学校橄榄球运动员的指控。今年7月,前海军军官学校橄榄球队四分卫小欧文斯被控犯有强奸罪。
BBC 中文网:驻伊拉克美军特种兵詹姆斯?巴克(2006年11月)15日在军事法庭承认,驻伊拉克期间,他和其他几名士兵轮奸了一名14岁的伊拉克少女,并杀死其全家,焚尸灭迹。
海湾战场的“锅盖头”既管不住自己“小弟弟”,也管不住自己疯狂自由的大脑。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特德?博顿瑞尔克斯,在一张硬纸板上写下“欢迎海军陆战队”,并把它交给伊拉克小孩,两人微笑着合影。一年多后,这张照片在互联网广泛流传,只是原先“欢迎海军陆战队”变成“一等兵博顿瑞尔克斯杀死我爸爸,然后又强奸我姐姐”。
2004年年底,25岁的博顿瑞尔克斯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两年服役回到家乡,在路易斯安那州霍玛市征兵办公室工作。几个月后,突然遭到五角大楼调查,他很可能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
不畏战争热爱生命
“锅盖头”、船形帽(Garrison Cap)、 牛仔帽 (Drill Instructor’s “Stetson” Campaign Hat) 、牛津皮鞋(Oxford Shoes)、骁勇善战、惹是生非……仅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表面特征。
国人眼中的海湾战争,只是CNN反复播放的、美军飞机瞄准目标将其摧毁的录像片断。同一场海湾战争,给参战者留下的记忆却截然不同:荒芜的沙漠、蒸腾的热气、冰冷的枪支、痛苦无奈的“锅盖头”……都反映出那场战争的无奈和无益。
2003年3月《锅盖头》出版,迅速占据美国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二十多天连续加印七次,被《纽约时报》称为“迄今为止,对上一次海湾战争最震撼人心的真实记述”。它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把海湾战争从天上拉回地面,首次展现了这场战争中的血肉人性。
1990年,“锅盖头”被派到沙特阿拉伯参加海湾战争时,安东尼?斯沃夫尔德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的祖父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父亲经历了越战,叔叔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前辈的戎马生涯、暴力、性等男子气概,吸引斯沃夫尔德14岁就萌生了参加海军陆战队的想法,坚信“男人生来要打仗,男人和战争密不可分”。
可是战争的残酷超出人的想象,在伊拉克沙漠中最初六个月的“为国服务”的同时,他的女朋友就被大后方酒店的一个Boy拐走。战事一开,他被伊拉克人击中,又被友军误射……到处是被烧成灰烬的肢体……他开始反思,作为一名美国人、一个男人、一个士兵,到底意味着什么? 海明威说:“世界毁灭了每个人,就在那些被毁灭的地方,却出现了很多强者。”《锅盖头》告诉我们:男孩儿为什么要参加战争,再由军人回归成挂满勋章的退伍军人。
如果说参、众两院是民主国家动武的“理智大脑”,那“美军中唯一一支无须国会批准,总统便可动用的部队”,则往往出于总统冲动的人格本能。该冲动可能更接近人的自然性,“食色性也”,每发必中。有人把“入侵格林纳达”称做“黎明前的插入”,还有人称海军陆战队是美国总统的莱温斯基。
《动物庄园》、《1984》的作者,著名战地记者乔治?奥维尔,伊顿公学出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和罗伯特?卡帕同居一室。他一直以政治家的眼光、记者的身份描述世界。老鸭身为新华社记者,历来亲临其境,从第一手交流中观察细节,揣摩领悟,探求表象下的政治、文化原因。这也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训练学生的主旨,为此我决定给《锅盖头》写序。
法国作家朱里安?班达说:“世上确有和平存在,但这种和平不是畏惧战争,而是热爱生命。不是限制行动,而是思想成熟。在此意义上,为了和平,最渺小的作家可以挺身而出,而最强大的法庭却无能为力。”
美国媒体关于本书的精彩评论
“《锅盖头》是一种经典……斯沃夫尔德以幽默的手法表现出自己胸中的愤怒,展示了其精湛的写作技艺。他所描写的思想与感觉仿佛跃然纸上,有时又如诗歌一般涌出。他同时抓住了战前漫长的军事部署中士兵的欢喜雀跃、抑郁、相互嘲讽与寂寞的人生百态,并有力地记录了自己的战争经历……《锅盖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揭开了鲜为人知的无数年轻人都会走过的狂野的成长历程。”
――《纽约时报书评》
“诙谐、污秽深埋于沙中……当年轻的士兵正准备奔赴伊拉克沙漠时,此书为他们以及普通的读者坚定地描绘出现代战争给人带来的孤寂与残忍的后果,对现代战争政治作出了详尽的分析,给出了发自内心的回应。”
――《出版商周刊》
“他的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战争的回忆录,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美联社
“《锅盖头》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全书充满了毁灭性的恐怖诱惑……安东尼?斯沃夫尔德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壮丽的艺术画卷。”
――《今日新闻报》
“如果你想全方位地感知目前在伊拉克军事集结区所发生的一切,想要剥去官方伪善的面孔与漫天的谎言,看到事实的真相,请看《锅盖头》吧。”
――《新闻周刊》
“这是一本可以拿在手里边抽烟边尖叫的书。斯沃夫尔德用狙击手冷酷无情的目光找到了无政府主义与一种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语言产生于美国本土,是支离破碎的,是种蹩脚的、感情丰富的、大胆的语言。在这部卓越的回忆录中,他一次又一次击中了混乱困境的中心。《锅盖头》激进、诚实并且令人不寒而栗地传递出战争与战士之间令人不悦的真实一面。”
――乔伊?威廉斯(Joy Williams)
“必须要看这本书……(它)拥有小说的爆发力。要时常想到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令人恐惧的。”
――《政治家杂志》
“《锅盖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斯沃夫尔德塑造了一部可以成为现代战争文学经典的作品。是继畅销越战小说迈克?荷尔(Michael Herr)的《派遣》(Dispatches)以及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的《战争的谣言》(A Rumor of War)之后一部关于海湾战争的新作。”
――《费城询问者报》
“残暴却坦率……恐怖却美丽。”
――《洛杉矶时报》
“没有战争,就没有战争小说,而《锅盖头》是一部优秀的战争小说――它狡黠、迷幻,书中的文字就像同时有三支重金属乐队在弹唱着三首不同的摇滚乐曲。它给军人文学带来了荣誉。”
――《纽约书评》
“这是一部短篇小说巨作,经典地描写出战争以及参与其中的战士的亲身经历。”
――《每日电讯报》
“一部尖刻而真实、凄凉而强大的著作,是一种令人十分不安的对渴望上战场的年轻人心理的洞悉。”
――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人心》(Any Human Heart)一书的作者
“斯沃夫尔德的《锅盖头》至少在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不只是一部最优秀的取材于沙漠风暴行动的回忆录,同时也是表现一代军人生活的最诚实、最令人信服的作品。斯沃夫尔德运用犀利的目光与尖锐的讽刺表现出战场上真实的场景――战场看起来是什么样,听上去是怎样,它给人带来怎样的滋味――只有真正上过战场的人才能有如此的描写。在一些政治家不停鼓吹正义战争的时代,那些相信谎言的人都应该看一看《锅盖头》。”
――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战地记者
“《锅盖头》不只是一位‘享有特权的’观察者创造的一部纪实作品,也是作者毫不做作的天资体现。”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关于海湾战争的书籍不计其数,却没有哪一部能有《锅盖头》这样美丽或残忍的描写。安东尼?斯沃夫尔德对自己的前线生活的描写是如此真挚,毫不妥协,甚至显得残暴……《锅盖头》是一部生动的小说,需要立即去阅读,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战争并不只是一个理论性的、空想的事物。”
――艾德里安?米勒(Adrienne Miller)
“《锅盖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让你不得不倾听它所讲述的故事。”
――《纽约每日新闻》
“《锅盖头》告诉我们男孩儿们为什么要加入战争,他们又是怎么在成长为男人后回家。讲述者是一个真正明白战争危险的人――一名全身挂满勋章的海湾战争退伍军人。安东尼?斯沃夫尔德勇敢、抒情的描写带着一种尖刻的个人诚实,这种诚实可以用激情令你的心战栗。他展现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在新兵训练营受训到上战场遭受炮轰,再到战争胜利与实现和平的全过程中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所有伟大的战争回忆录一样,本书中处于生死存亡状态的是人类,而并非政治。安东尼?斯沃夫尔德作为一名战士进入了自己的成年期,却成为一名最优秀的艺术家。这本书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每个人都应拜读。”
――克里斯?欧夫特(Chris Offutt),《没有英雄:归乡回忆录》(No Heroes: A Memoir of Coming Home)一书的作者
“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回忆录:明智的自我意识,令人感动的、深思熟虑的描写。斯沃夫尔德的率直与前线军人的幽默构造出的《锅盖头》应该让所有青少年、所有决策人以及所有业界首脑拜读。我会向每个人推荐此书。”
――A.L.肯尼迪(A.L.Kennedy),《永远的行动》(Indelible Acts)一书的作者
“非同凡响:充满着对当代战士内心思想与军用背包的洞察。”
――《科克斯书评》
“这部回忆录并不优美――却布满了美丽的斑点。它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早期喜剧即旧喜剧的代表作家。――译者注的喜剧一样令人吃惊,一样对人充满不敬,一样有趣并猥亵;和《伊利亚特》一样充满了痛苦与道德意识。安东尼?斯沃夫尔德:记住这个名字。”
――乔纳森?谢伊(Jonathan Shay),医学、哲学博士,《美国的奥德赛与越南的阿喀琉斯》(Odysseus in America and Achilles in Vietnam)一书的作者
“安东尼?斯沃夫尔德痛苦地描写出一名士兵生命中激烈的冲突,包括所有一等兵都会面对的最大矛盾:最优秀的、最致命的战士同时也是聪明的士兵,聪明到深深地陷入一场关于他们自己的战争的冲突中。对于那些对自己所穿的军服又爱又恨的士兵来说,对于那些既想烧掉制服又想穿着它进入坟墓的士兵来说,这个冲突已经造成了内心的伤害。这本书与一个雄辩的事实一起震惊着世界;不容置疑,毫不妥协,完全令人折服。”
――克里斯蒂安?鲍曼(Christian Bauman),《你脚下的冰》(The Ice Beneath You)一书的作者
“只是把《锅盖头》当做一本反战小说来阅读是愚蠢并肤浅的……这本回忆录如此生动地传递出的一个信息是:战争的原因――不管是怎样的原因――已经迷失在战争的壮观之中和彻底世俗的恐怖环境之中。这部宁静深邃的作品不仅将海军陆战队队员形容为被派去完成我们的肮脏任务的雇佣兵,而且也将他们描绘成更广泛的人类心灵不安的最原始的、最好咒骂的承载者――徒劳地想成长为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人物。”
――《西雅图周报》
“《锅盖头》为沙漠风暴中的生与死作出了有时是风趣但大多是挑衅性的、认真的诚实评价……《锅盖头》将你带进了那场沙漠风暴。美国军队准备在沙漠上再一次掀起风暴,他的小说就在此时出版了,这本书来得非常及时。就算在和平时期,《锅盖头》也一样能够吸引广大读者。”
――《今日美国》
“斯沃夫尔德揭开了军人生活神秘的面纱。”
――《西雅图时报》
“下一批被派到中东去的士兵们将在他们的军用背包里给一本《锅盖头》腾出位置……斯沃夫尔德采用粗犷的手法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无论是鹰派美国政界好战主义者。――译者注还是鸽派美国政界和平主义者。――译者注的人士都应该读一读此书。”
――《芝加哥太阳时报》
“斯沃夫尔德为自己从普通公民转变为一名军人,再由军人回归为一名普通公民的历程作了关键的记录。这是一个阴暗的故事,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记录:它叙述一位年轻人作出的最无助的表白,是一部正合时宜的关于那个严峻时刻的回忆录。”
――《旧金山纪事报》
“《锅盖头》不只是一部最新出版的取材于海湾战争的最具有雄辩力的作品,也不只是在下一次海湾冲突的前夜对未来的惊鸿一瞥。在斯沃夫尔德矛盾的心理与清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的不仅仅是战争回忆录的发展历程,并且还能看到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的转变,以及战争目前在美国人的意识中所处的位置。”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发人深省……强有力的描写。”
――《新闻与观察家报》
“安东尼?斯沃夫尔德的回忆录堪与罗伯特?格雷夫斯英国诗人与小说家。――译者注以及康明斯美国著名诗人。――译者注的战争著作媲美,相比较来说,比后两者的作品还要优秀。此书令人联想到在冥界发生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塞利纳(Celine)法国著名时装品牌。――译者注女郎身穿吉利服,手拿狙击步枪。《锅盖头》应该在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West Point)、堡垒军校(The Citadel)以及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得到广泛普及。并且,所有关心年轻士兵的美国人都应该阅读此书。我崇拜这本书,佩服安东尼?斯沃夫尔德能够写出如此经典的作品。”
――劳尔?柯利亚(Raul Correa)
“相当真诚,非常刺激。”
――《旧金山纪事报》
“关于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部队,《锅盖头》里作出了冷酷的反面描述……强烈、生动。”
――《达拉斯新闻早报》
“在数月以来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焦虑渐渐从记忆中退去前,在4月份巴格达被攻陷时美国政府放出的大话渐渐被人淡忘前,美国国内民众应该读一读《锅盖头》……这是斯沃夫尔德对自己的冒险历程的纪实……一个窥视现代战争过程的有力角度。”
――《首府时报》(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年轻的菲利普?卡普托、蒂姆?奥布莱恩斯,当然还有现在的安东尼?斯沃夫尔德,他们的肉体与灵魂践踏着通向政治成功的道路,同时也沦为政治的牺牲品。”
――《高地杂志》(The Hill)
“《锅盖头》……远远不只是一部在正确的时间问世的正确的作品……斯沃夫尔德创作了一部可以成为关于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经典之作的回忆录。他探讨了在那次冲突中,对于一名年轻的士兵,一切都意味着什么――焦躁不安、官能障碍以及怀疑战争是为了石油而非民主的犬儒主义。”
――《丹佛邮报》谨以此书献给
1990年8月至1991年4月
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
第七陆战远征旅第二营
侦察与目标捕获排
并以此缅怀我的兄弟
倘若你要投入战斗
那就带上一些年轻的弟兄
纵使他们稍显脆弱
也不够机敏
请赐予他们勇气
和智慧吧
摘自《艾兹拉·庞德长诗集(第72章)》
军用背包:开启尘封的记忆
我走进位于艾奥瓦州的地下室,打开我的军用背包。在背包的深处,当触摸到我的迷彩服时,我仍能感到2月天气的寒意,虽然漫长的严冬早已过去。我们本应在退伍时上交自己的沙漠伪装制服,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将它们保存了下来。经过风沙与阳光的侵蚀,破旧的迷彩服已经褪色泛白,上面还留有科威特的油井大火喷发时溅上的石油污渍。这套迷彩服现在已经很不合身了(在海军陆战队时,我每周有30个小时都穿着它们进行训练,自从退役后,我一年也就锻炼30个小时),裤子太瘦了,本该穿在腰部的地方,现在只能提到我的大腿上;上衣还勉强能扣上,不过紧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依次掏出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地图、士兵巡逻手册、照片、信件、记载零星东西的日记、联军宣传小册子,还有M40A1狙击步枪的铜制枪托架和一堆50口径的步枪子弹。我想此时深夜经过的路人,要是透过地下室的窗口看到我,肯定觉得此时此刻的情景就像电影里老套的情节:一个沉迷于过去的老兵回想着自己的辉煌战绩,追忆着自己敏捷的动作,用枪准确地射杀目标,然后迅速地撤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是沉迷于过去。现在我的精神状态说不上很正常,但也算不上狂热。我只是在寻找着一些东西:我想我要寻找的是对往事的回忆,对了,就是回忆。我要找回那些过去的时光,不,不仅仅是过去的时光。岁月流逝,但逝去的却不只是时间。我就要找到了――我已经打开这个背包,开启了尘封的记忆,现在我必须向世人敞开我自己。
很可能我早已把我的军用装备卖给了旧货店。因为海湾战争结束以后,我将每月大部分的收入都贡献给了那些在棕榈泉(Palm Springs)、纽波特海滩(Newport Beach)、拉斯维加斯(Las Vegas)以及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酒吧。每周我从军需处偷来一两箱饭盒,在出城去度周末的路上,再以每箱80美元的价格卖给圣伯纳迪诺(San Bernardino)的陆海军用品商店。有时候,我偷的还不只是盒饭。或许我根本用不着去偷,因为偶尔我会幸运地发现某个叫做史密斯的中士(Sergeant Smith)不慎遗失的背包,而且可以肯定他早已不在附近了。此时,我想到在军队里流行的一句话:“别人遗失的背包,是上天送给的礼物,你应该坦然接受。”而且我还知道,陆海军用品商店里的老板――那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会以300美元的高价买下这位中士的失物。
所以此时此刻在地下室里的,也许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背包,因为在退役后的八年半的时间里,我搬过六七次家。或许我已经将它卖了,去抵偿一大笔酒账,或是送给了慈善机构,或是已经扔掉了――再不就是和其他扛枪的锅盖头一样,把它烧了。
我摊开一张科威特南部的地图。作战时散落在里面的沙粒从地图的折缝中掉了下来,并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遥远的地方。
作为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侦察/狙击排的一等兵,我在海湾战争中的所见所闻远比普通士兵多得多。漫天的风沙、一望无际的大地、错误的联络信号、恶劣的通信条件和一团乱麻似的兵力调动,以及士兵心中的愚蠢、恐惧和无知、英雄情结和骄傲自负纠缠在一起,至今,我的记忆依旧是模糊的。一切就像天边浮现的海市蜃楼。
因此,以下所说的不管是对是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大部分数据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需要查证。我还记得所有用过的武器,却忘掉了它们具体的杀伤力,所以也必须查找资料。至于到过的地方,我得到地图上去寻找它们的名字。有关部队部署的情况和战斗的命令,我必须参考已公开的图表资料。为此,我在美国联邦出借图书馆(Federal Depository Library)美国指定出借政府出版物的图书馆。――译者注将当时的国会报告和总统咨文仔细地搜了个遍。我还记得我们侦察/狙击排大部分战友的名字和他们的相貌,甚至还记得他们的妻子或女友的姓名和面孔。我想我知道她们中谁背叛了自己的爱人,谁又忠贞不渝;我也记得她们中谁曾寄过信来,谁又从没寄过,让她们战场上的爱人在精神上几乎处在崩溃边缘,以为她们早已耐不住寂寞而变了心。我记得曾经说过的谎言和提出过的一大堆疑问;记得曾经有过的梦想和天真幼稚的希望;记得向别人苦苦地哀求,和那些让人吓得尿裤子的恐怖时刻。
我只能记起部分往事,在过去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就算不能完全记起,也不该是我的过错。
我记得自己曾经孤独无助、无精打采、意志崩溃;记得数周疲劳战斗后短暂的快乐时光;记得难以忍受的肉体伤痛;记得持续不断的耳鸣、失眠、醉酒与绝望;记得一阵阵的狂怒与失望以及内心的挣扎;记得我欺骗过的我所爱过的人们,也记得欺骗过我的被我所爱的人们;记得一次次爱情的结束和一次次爱情的开始;记得有人告诉我必须要记住这一切,并且在多年以后还要慢慢地将它们遗忘。
越战电影:派驻前夕的躁动与不安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向东挺进,入侵科威特城,开始屠杀科威特的士兵和平民百姓。他们占领金碧辉煌的宫殿,掠夺德国高级轿车――不过伊拉克军队的残暴行径有可能被科威特人、沙特人和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夸大其词,其目的是为了从联合国、美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获取更广泛的支持。
就在8月2日的同一天,我所在的排――STA(发音与stay相同),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七陆战远征旅第二营下属的侦察和目标捕获排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有六个陆战远征旅,分别为第一、四、五、六、七、九旅,而第七旅(Seventh Marines)的大本营是在海军陆战队的二十九棵棕榈基地。――译者注,专门完成侦察/狙击任务,奉命准备随时出发。当时我们驻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韦沙漠(California’s Mojave Desert)编号叫二十九棵棕榈的海军陆战队基地里。
得知中东马上就要开战的消息,我们以排为单位行军到基地的理发店,将头发剪成了短得不能再短的发型。听起来也许不会让人感到惊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自己为锅盖头的原因――当时我们的脑袋看起来确实很像一个个锅盖。
随后我们派了几个人到城里去,让他们把所有能租到的战争方面的电影录像带都租来,大家想先熟悉一下战争场面。他们还买回了一大堆啤酒。整整三天我们都待在录像室里,喝光了所有的啤酒,看完了那些该死的录像带。我们大叫着“想做就做”,疯狂地互相撞击对方的头,互相殴打直到把对方打倒在地。我们欣赏着各式各样的战争场面:流血、暴力、欺骗、奸淫、杀戮,以及掠夺。我们最关注的是越战电影,因为它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而美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成败得失都被写进了我们的训练手册。我们不停地重播电影中引人入胜的情节,比如《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罗伯特?杜法尔(Robert Duvall)和他的武装直升机,以及该片中演员马丁?希恩(Martin Sheen)射杀假冒的越共分子;我们看着《野战排》(Platoon)中威廉?达福(Willem Dafoe)被同伴击毙,尸体留在战场上;当《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中马修?莫迪恩(Matthew Modine)对一名妓女说脏话时,我们凑近仔细地倾听。我们再次看着电影里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经过村庄,当地漂亮的女人则冲着他们微笑,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战士们有可能会杀掉她们的猪,或焚烧她们的粮仓。我们重放那些猥亵的情节,在这些情节里美国士兵杀掉大批越共分子后,从丛林中返回,在茅草盖的酒吧里小口啜着冰镇啤酒,而当地的妓女们就坐在他们腿上,撒着娇要他们唱一两首英文歌(50年代的歌曲,那时的美国人还很善良),然后他们便回到房间,同那些妓女温柔缠绵地做爱。这些美国男孩儿,不管是粗犷的农场男孩,还是强壮的城市男孩,都在愉快地干着妓女。是的,这些电影让我们相信他们是可爱的,我们也知道自己与他们非常相似,但我们也知道自己已不再可爱。
有人说大部分越战片子其实都是反战的,它们传递的思想是,战争是不人道的。去看看美国年轻人接受搏斗和格杀训练时的情景,就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四处寻衅打斗,随意杀人;他们亵渎了整个国家的尊严;他们任意开枪,忘记自己接受训练是为了要找准目标。实际上,无论越战电影想表达什么,它们都是在宣扬战争。不管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勃里克(Kubrick)、弗朗西斯?福特?科普拉(Coppola)或奥利弗?斯通(Stone)拍摄越战电影的初衷如何,越战电影都是宣扬战争的。在奥马哈、旧金山或是曼哈顿的约翰逊夫妇(Mr. and Mrs. Johnson)会看到这些电影,为片子里面的感人场面流泪,从此认定战争是残酷恐怖的――他们会在教堂里或是在家里对自己的朋友提及这一点。但是潘德尔顿营的约翰逊下士(Corporal Johnson)、特拉维斯州空军基地的约翰逊中士(Sergeant Johnson)、科罗拉多州海军基地的约翰逊水兵(Seaman Johnson)、布拉格堡第四特种作战部队的约翰逊(Johnson)或是二十九棵棕榈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斯沃夫尔德一等兵(Lance Corporal Swofford)在看这些电影时,都会为电影情节而兴奋,因为电影通过描述一些不可思议的暴行,将这些军人可怕、卑鄙的作战技术颂扬为一种美。这些电影充斥着战斗、奸淫、战争、掠夺与焚烧的场面,里面的死亡和杀戮镜头对军人来说就是一种色情;这些电影所表现的历史就像粉红羽毛一样,触及他们的下身,使他们心痒不已,蠢蠢欲动。所以,不管有多少对约翰逊夫妇反对战争――真正懂得使用武器的杀戮者是不会这样想的。
我们看着属于我们的电影,喝着我们喜爱的啤酒;偶尔会有人开始哭泣,然后走出录像室,站在过道上,凝望着军营四周诡异、陡峭的黄金山脉。有一回,我也是这样。已是近午夜时分,温度却还在华氏90度以上,浩瀚的天空布满了星星。月光洒在沙漠上,就像白色的火焰。我身后的门敞开着,在电视屏幕上有一群伏兵冲上越战中以死伤惨烈而闻名的山丘之一。
我回到录像室,看着战友们的面孔。我发现我们都很惧怕战争,但表现的方式却各有不同――有的表现出对暴力的漠视,有的故作轻松,而有的则装出一副英勇无畏的样子。我们怕战争,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想参与其中(这时我明白我们已不再年轻)。回到座位上,我继续欣赏着电影里疯狂的战争场面。这些本应提倡反战的影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在该是我进入新一轮战争的时候了。作为看越战片长大的年轻人,此时我需要的是弹药、酒精和毒品,我想找几个妓女肆意地放纵,然后我再去杀掉那些该死的伊拉克佬。
驻扎沙特:升腾的热浪、寂寞与愤怒
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城时,科威特领导人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逃往沙特阿拉伯,在那里的沙特王宫或是在达曼的希尔顿酒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具体地点要取决于你看的是什么报纸。在8月3日的记者发布会上,乔治?布什总统称科威特的南方邻国――沙特阿拉伯为“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伙伴”。8月5日,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首次允许美国军队踏上沙特的土地。8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61号决议案,对伊拉克和被占领的科威特实行经济制裁。8月7日,美军开始展开军事部署。
我记得是在8月7日的中午,当时我正在基地健身房进行举重锻炼,以消除前几天看越战片狂欢后的疲劳,听见广播里传出通知:海军陆战队第七陆战远征旅第二营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所有人员马上到营部报到――快行动起来吧,锅盖头们!此时我们已被封闭在基地内,禁止出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参加战争了。
8月8日,伊拉克最终兼并了科威特。两天后,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Countries)中的24个国家,有12个投票表示要出兵保卫沙特阿拉伯。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纷纷冻结了在本国的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资产。8月14日,也就是我20岁生日的两天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七陆战远征旅抵达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Riyadh)。
一下飞机,阿拉伯沙漠火炉般的高温便开始折磨着我的喉咙。在远方,风将沙丘顶端的沙子吹起,形成翻腾飞舞的米色波浪,看上去宛如在海市蜃楼中上下翻滚的丝带。停机坪上停满了美国的民用大型喷气式客机――有美国航空公司的、三角洲航空公司的,还有联合航空公司的。我们乘坐的是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场上的繁忙景象与普通国际机场几乎完全一样,唯一不协调的是,我们这些乘客都身穿军服,手中拿着装满子弹的步枪,防毒类服装从头套到了屁股。在停机坪周围,一门门大炮的炮口对着东面和北面。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盘旋巡逻。在20个小时的飞行中,长官们讨论着我们下机的方式――是采取战术队形,还是平民队形――我希望是战术队形――只有荷枪实弹和环状防卫队形才能真正令人感觉到战争的到来。这可不像在菲律宾绿海滩(Green Beach)上从休伊(Huey)军用直升机上跳下来,然后用饭盒领取一份军需处供应的热气腾腾的面条和带着血丝的猪肉。我们拿着自己的武器,有秩序地从飞机上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来。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我们看上去肯定很傻――站在一架民用喷气式客机四周,手里握着武器蓄势待发。当旁边的机组人员从货舱里卸下物资的时候,我们却在为战争声嘶力竭地欢呼。
我们行军至一片草绿色的大型游牧帐篷前,里面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喝着瓶装水,头上披着用水弄湿的圆领汗衫解暑。其他部队的士兵刚到几小时,就装出一副老手的样子,指着装有欧洲
纯净水的箱子对我们说:“最好多喝点儿,这儿真的很热。”那样子就像是在给我们作宗教上的精神指引。
在凉快的帐篷里待了一小时后,上校要求我们全营集合,并无比骄傲地向我们宣布:我们已加入了著名的“沙漠盾牌行动”(Operation Desert Shield)。他解释说科伊冲突并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保护和守卫沙特阿拉伯和流淌在那里的石油。我们将守护着大量石油,使美国消费者付出较低的代价,就可以开着上亿辆汽车,跑上无数里程。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从海军陆战队调到了石油陆战队或是石油营。当我们开着这样的玩笑时,都觉得自己真他妈的搞笑;我们明白自己有可能很快要死去,这可一点儿也不搞笑。但我们还是像我们之前的战士一样,大笑着以冲淡我们廉价、毫无意义的生命的悲剧色彩。我们讲述着战争喜剧,讲述着自己被派到这里,保护石油和某些美国公司的权利和利益,而其中大部分公司与白宫有直接关系,而与我们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我们的总指挥官乔治?布什以及他的子孙们在经济上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排里的得克萨斯州代言人之一――柯汉(Kuehn)曾经说:“得克萨斯所有的白人老杂种都将他们的肥手伸向阿拉伯的石油。这帮狗娘养的喝石油就跟喝啤酒一样。”
而且现在我们也已经知道,这场科伊冲突结局的重要性对我们――即将加入战斗并要葬身沙场的人来说――并没有像对那些白人老杂种和其他一些人重要,这些人可以从沙特王国土地深处滚滚流动着的富饶油田里,猎取到或损失掉几十亿美元。
到9月底,驻扎在沙特的美军已经达到了15万人,而原油的价格比伊拉克入侵时上涨了几乎一倍。成百万的科威特劳工从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和印度越过干旱的沙漠,转移到相对安全的约旦避难。
在那里,我们每天生活的内容就是沙子、喝水、出汗和撒尿。我们在沙子上行走或是驾车辗过。我们喝水,一加仑一加仑地喝。喝水,出汗;出汗,再喝水:每天集合六次,每人每天狂饮两水壶的水,集合的时候喝得更多,然后我们撒尿,出汗,在沙漠上行军;然后再喝水,再撒尿,再出汗。我们往北方眺望,努力地想要看到传说中凶残的军队,据说里面聚集了40万名或者更多经受过战火洗礼并领悟到战争真谛的军人。当我们还只是10岁孩子的时候,这些
伊拉克大兵便已经在伊朗与伊拉克的八年战争(1980年9月至1988年8月)中,饱尝了战争的滋味。在那场战争中,伊拉克军队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2万,受伤的人数超过了30万,被抓的战俘达6万人之多。这支能承受如此之大的打击,并在两年以后又入侵另外一个邻国的军队,听起来还真有一股邪恶的力量。而支撑着这支军队及其使命的黎民百姓,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忍受着失去父兄之痛,必定也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并誓死保卫他们的领导人。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伊拉克人成为使用地雷和障碍物加强边境防线的专家。比如他们筑造的用以保卫巴士拉市的是30 000米长、1800米宽的人工湖。我们不得不猜想,伊拉克人在沙特―科威特边境都准备了些什么等着我们。1981年和1984年,他们都对伊朗人(包括平民)使用过芥子毒气和神经毒气,之后还对伊拉克库尔德人(Iraqi Kurds)使用过神经毒气。我们相信他们也会如此招待我们。毒气!毒气!毒气!我们等待着伊拉克军队的到来,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严阵以待。
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已待了整整六周,目前在一个叫做三角的训练与防卫区里驻防:在我的地图上,这个区域的坐标大致形成一个三角形,其顶点直指科威特;在我们后方20英里处,指挥部的人们(师、团级司令部以及后勤人员)一日三餐都在食堂里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每天睡在有空调的石油公司宿舍里;而我们却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点也没受到好运气的眷顾,没法洗澡,吃不到热气腾腾的食物,没有酒喝,看不到哗哗的流水,也瞧不见沙漠中的绿洲。我们看不到高速公路,看不到沙特人和科威特人驾车前往埃及寻找安全庇护所的情形。虽然我们知道公路就在我们的南边,也听得见他们的奔驰汽车(Mercedes)柴油机引擎的咆哮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那声音就像是在苍穹之间回荡的低沉笑声。
今天早上我们都有点兴奋,因为国内的记者终于要来啦。已经是9月下旬,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或是兄弟姐妹那里收到了关于战争的剪报,家乡小报上其他同乡男孩儿被派往中东海湾的报道,被整整齐齐地剪了下来,每行空白处分别用铅笔写上:你知道和你同校的那个三等兵道格拉斯(Douglas)吗?威廉姆?卫斯勒(William Wesley)是不是在四年级时候你揍过的那个男孩子?霍尔是不是蹲过监狱?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这些剪报了,因为记者将会报道我们的事迹,当你自己被登上了报纸,那还需要看什么剪报啊!你昂首挺胸地站立着,记者跑过来给你照相;你对记者说一些智慧和勇敢的话语,你的亲朋好友看到了,他们会更加为你自豪。和你无关的女孩儿会看到你的报道,拒绝了你的女孩也会看到,她们会后悔对你说不,因为你现在既勇敢又智慧,你所说的话和你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你成了名人。人们会在繁忙的一天中抽出时间来读这些报道,将它们剪下来寄给在“沙漠盾牌行动”中海军陆战队里的其他士兵,并在空白处写上:难道斯沃夫尔德这样神圣的战士没有和你在一起吗?斯沃夫尔德是不是在三年级时候抄袭你的科学课作业的那个小男孩儿?是不是在卡米克尔(Carmichael)那个地方最近跟老婆闹离婚的斯沃夫尔德,他老爸拿把手枪为了抓住他老妈的情人,从房子里一直追到大街上,是那个家伙吗?你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都知道你些什么,记得你些什么,他们又会在剪报的字里行间写些什么与你有关的事。
得知记者很快就要来的消息,我们破天荒地在一周内首次刮了胡子,并从军用背包的最里面拿出崭新的军服,我们用钢盔盛着水洗净各自的腋窝、大腿根和老二。凡恩(Vann)的老婆最近送了他一瓶古龙香水,我们每个人都用手蘸了点香水拍了在自己的脖子和胸口上。
邓恩中士(Sergeant Dunn)叫我们排到学校操场上的一顶防红外线的塑料帐篷下集合。还不到上午九点,气温已经升到了华氏100度。我们排配备了三辆军用多功能汽车,全都停在防红外线的帐篷下面。在防红外线帐篷内的武器、车辆和人员都可受到安全保护,以免被敌人用红外侦察设备发现目标。但我们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每次训练防范神经毒气的攻击时,只要戴上防毒面罩,面罩上的吸水管就会破裂。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为何还要相信防红外线帐篷所起的作用呢?要是PRC77型军用手提式无线电接收机坏了,就将其高高地举起,从五英尺的高度狠狠地摔下去,而这种最佳维修方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鬼才知道。
我们几天前就知道记者要来访问。邓恩中士已经列出一张禁忌话题的清单,我们不能公开狙击步枪的杀伤力或光学仪器的有关数据,也不能公开我们的训练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和训练的强度。他命令我们要扮演以下角色:最棒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爱国人士、一堆只知服从命令的臭狗屎,以及营里能打会杀的战士。作为侦察狙击手,我们是由主管上级和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长官亲手挑选出来的,是营指挥官的耳目。
“听好了,”邓恩说,“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是上尉希望你们再听一遍。总的来说,不要对记者说得太具体。只说你们能从很远的距离准确地射中目标;说你们训练有素,这世上的狙击手没有谁能比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更优秀;说你们很高兴来到这里,你们相信自己的使命,相信我们的军队能把
伊拉克军队统统消灭掉;脱掉你们的衬衫,露出你们强壮的肌肉。另外,我们还要在记者面前不间断地进行体操训练。约翰医生(Doc.John)给我们进行全面体能测试。狙击手们,你们简单地照命令执行就可以了。”
柯汉说道:“哪有那么简单,这纯粹就是对我们的言论进行审查:让你来告诉我们该对媒体说些什么,不该说什么,一点言论自由都没有――这可不太像美国人的风格。”
当我们为这个剥夺言论自由的命令展开讨论时,塞克上士(Staff Sergeant Siek)走过来。他对我们说:“你们按照命令做就行了。你们可是签了合同的,没有任何权利,不能说任何不利于国家的言论。我们把这种做法定为叛国罪,搞不好会枪毙你们。该死的,这可不是在闹着玩儿,训练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受够了你们的抱怨。对萨达姆?侯赛因抱怨去吧,看看他会不会理你们。”
我还想争取一下自己的言论自由权,但知道这只能是徒劳的。我们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权,我们所说的语言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它不是哪一个人的语言,而是从海军陆战队战争历史中演变而来的,是从这支军队多年的战斗经验和战术中总结而来的。海军陆战队诞生于哪一天?1775年11月10日,它的历史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要长。海军陆战队是在哪里成立的?费城大桶酒吧,是由一帮手持长枪和手雷的醉汉成立的。塔拉瓦岛(Tarawa)是什么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血腥的战役所在地。丹?戴利(Dan Daly)是谁?在中国的义和团起义中徒手杀死37个中国人的那个家伙。地球上最致命的武器是什么?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他手里的狙击步枪。想打胜仗吗?把它告诉海军陆战队队员吧!当你是这中间一分子的时候,你也就会这样说话。记者们会问我对待在沙漠里,等待着战争有什么看法,我会回答说我喜欢这样做;说我会为一切作好准备;说我对所有的领导人,从部队的长官到最高领导总统先生,都高度信任。
记者们将在九点到达我们的驻扎地。
塞克上士对我们说:“你们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对你们来说,没有言论自由这个东西,你们对自己说错的每一句话都要付出代价,尤其是那些未经允许的废话。”
我放弃了言论自由权的争论,走到战地便坑。在沙漠上拉屎让我感到很爽。便坑里没有坐的地方,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已经多次被罚蹲,常常一蹲就是几小时,所以蹲在便坑上时,我甚至能睡觉。这让我想起了韩国,上次部队调动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韩国,大部分公共厕所都有蹲坑,我也很喜欢在那里面拉屎,常常是喝醉了以后,或是刚刚从酒吧包间出来,在那里我为一个妓女买了一杯专供女士喝的酒。
我仰望着高高的天空,天空的蓝色和我以前看到过的蓝色不一样,而且沙漠天空的蓝色总是在不停地变化。这是沙漠风情里令人痛苦的一面,比起酷热,比起让人恶心的苍蝇还更糟――你永远没办法走出沙漠,而且永远都是这样不停地变化。我们刚刚被部署到这里才六周,沙漠中的沙子便开始侵袭着我们,沙子一粒一粒地往我们身上钻――我们的军靴、皮带、裤子、防毒面罩、武器全都钻进了沙子,全都被沙子给盖住了。沙子侵袭着我的肉体――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屁股沟,甚至撒尿的尿道里都钻进了沙子。沙漠无处不在,到处都可以看到天边出现的海市蜃楼。不管醒着还是睡着了,不管是酷热的下午还是少有的几个温柔凉爽的清晨,我都待在沙漠中,没法离去。
沙漠之战将成为“沙漠盾牌行动”和即将到来的“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或称海湾战争,或是解放科威特行动的代名词――不管这场战争叫什么名字,作战人员和杀伤性武器的大量输入是势在必行的,这就是沙漠之战。你加入沙漠之战了吗?还有谁和你在一起?战士们在沙漠上进行杀戮。那些锅盖头士兵可不只是蹲在沙漠里拉屎撒尿的一群家伙,他们时刻等待着,要将敌人生吞活剥。
我擦干净屁股,转过身去,用脚踢起沙子埋掉我拉的屎。一辆陆虎越野车(Land Rover)出现在沙丘顶上,一名士兵驾着汽车,身旁坐着一位海军陆战队的上校,后座上坐着两名记者。
陪同记者来的上校和驾驶员在车里等着,车里的空调吹出的风轻拂着他们的头发,将头发吹得像是一缕缕大炮的烟雾。
我们集合到防红外线的帐篷里,听记者作自我介绍。男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女的则是《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的记者。他们一一和我们握手,并迫切要求我们与他们自由交谈。但当他们知道我们所说的话都是事先编排好的;知道我们所给出的答案都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内心里真实的想法时,《波士顿环球报》的那个女记者显得很不耐烦,或者至少对我们要说的话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她刚刚从几英里以外听到了同样的话。
“是的,女士,我坚信着我们的使命。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战争,让敌人爬回老家去。”
“是的,女士,能为国效力,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们的总统能勇敢地面对恶魔,我为他感到骄傲。那些狗杂种死定了。”
“我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女士。我18岁时参的军,要是不参军,就得坐几年牢。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了。后来我发现是我老爸同法官商量好的,他一手操办了这一切,这又算什么?但我还是为自己能在海军陆战队中得到锻炼感到自豪。”
“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而绝非为了石油,要勇敢面对侵略。就像我们总统所说的那样,没人想卷入战争,但我们随时准备着。我们可以在一公里以外射中他们的眼球,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准的枪法了。”
“能为国家效力,我感到很自豪,我签约当兵就为了这个,我老爸、老妈和女朋友都会为我自豪的。我来自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镇上的人们要为我举行庆祝游行,他们已经买到了喜庆的绶带。我妈说全镇的人都很崇拜我们。”
“我叔叔曾经参加过越战。我到这儿来,他并不是很高兴,但他还是写信告诫我要处处留心自己的屁股,别出什么意外,叫我不要逞英雄,要照顾好自己的弟兄们。”
“我认为我们所承担的使命是正义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来到这里,总统完全有理由把我们派遣到这里。我们训练有素,准备与世界上任何邪恶势力作斗争。敌人可以用炸弹炸死我们,或是用毒气毒害我们,或是用枪杀死我们,但我们会战斗到底。我们很多人从一出生就已经准备好了。”
《纽约时报》的记者带了个橄榄球来。我和柯汉一边相互传球给对方,一边同那个记者聊天。他站在我们之间,眼睛跟着球不停地转动。他看上去像位人类学家,一位研究灵长类动物行为的专家。他人很随和,讲话慢条斯理,很想听到我们讲述自己对这次军事行动的真实看法,想知道我们在这里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想了解前线步兵们真实的内心世界。但是我能提供给他的仍然只是事先准备好的语句,我受命只能传递给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但我真想与他坦诚相对,告诉他:我只是个穿着神秘侦察迷彩服的普通士兵,且见识有限。我才不管什么新世界国际秩序,才不管科威特城里的什么人权遭受到侵犯之类的事情。什么大赦国际,见鬼去吧。强暴他们,杀掉他们,卖光他们的石油,抢光他们的金子,把他们的小孩全都卖到妓院去。我才不管什么国旗、上帝、国家,什么海军陆战队,也不管什么石油、收益和每天开采上百万桶石油,更不在乎美国政府给我提供的工作。我有工作,我将一直这样度过余生,我是个普通士兵,我应该履行我的职责并爱我的工作。我已经20岁了。我如此愚蠢地签约当兵,而现在我就坐在这里,可怜巴巴的,哦,这真是场悲剧,哦,这丑陋的充满悲剧的地狱,现在我就坐在这该死的地方,手里玩着球,在这世界上最臭的便坑上面将橄榄球掷来掷去。我都能听见敌人炸弹爆炸的声音,《纽约时报》的记者先生,我听到了炸弹的声音,真的很害怕。
我冲出去,跳过便坑去接一个长距离的传球,一只手一勾,接住了球,但左肩和脸重重地撞到了地上。我为这个高难度的接球而感到自豪。柯汉在旁边叫道:“底线得分。”美式橄榄球得分规则,持球越过对方门线身体触地得分。――译者注沙子钻进了我的嘴里,在牙齿和牙龈上沙沙作响。我转动舌头,舔干净所有的沙子,并将它们吞下,好像这些沙粒也是我的好运气的一部分。然后我将球投进球门,随后听到一阵埋怨和叹惜。
这时,凡恩吼道:“斯沃夫,快把球扔到粪坑里。”
但上校已经看到了橄榄球,他走下汽车,命令塞克上士取消体育训练,让我们在记者面前打一场球,而且还要我们全副武装地穿上MOPP式防护服,戴上防毒面罩。
在二十九棵棕榈基地时,每人发了套防护服,自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将它们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它们重达10磅,本来是密封好的,但在背包里经过六周的颠簸后,大部分防护服的包装已经变形,与黏结呼吸管的胶带和断开的尼龙线纠缠在一起。防护服是用来保护我们的皮肤的,使其免受生化武器攻击污染的侵害。我们很高兴能穿上它参加这场愚蠢的球赛,因为现在它们就快要没用了,我们要把它们扔进便坑,然后烧掉,让军需处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更换。
这就是士兵的数学运算法:从军用背包里减掉10磅得出一个快乐的士兵。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可以拿来烧掉的?
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医务兵约翰?邓肯医生报告说,防护服里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华氏112度。
作战时,我们要在防护服里面穿上迷彩服,但平时为了降低温度,里面都只穿着汗衫,甚至有些人,包括我在内,什么也不穿。塞克总是告诉我们,上校已经向他保证第二天就派淋浴车到我们营地来。总是该死的第二天。
我只穿着内衣,感觉像是钻进了一个大火炉。邓恩命令我们集合。我们每个人先喝了一壶水,然后戴上面罩,系上兜帽去集合。
我们看上去棒极了。在国内,每周我们都要跑上两到三个10公里,每周要花四天游上3000码,每天至少有几个小时在举重室锻炼。而在沙漠里,每天早上我们要接受约翰医生的全面体能测试,每天晚上跑步3~4英里,还不算营部周围或是7英里,或是15英里,或是20英里的沙丘。
防护服是用于在丛林里进行伪装的,穿上它,我们就像一片移动的树林,像喜剧电影《巨蟒》(Monty Python)里的一群怪物。我们分开来,由侦察一队和三队对二队和四队,用可装五加仑水的水壶作球门。虽然这场球赛会让我们吃苦不少,但总比无事可做要好。
我传了一个底线球,迪克森(Dickerson)和福勒(Fowler)在争球线上为争球发生了口角,互相投沙子,并辱骂起对方的老娘来。一点一点的,我们队已经推出10码以外,眼看就可以进行第一次进攻了。柯姆斯(Combs)和约翰尼?洛顿(Johnny Rotten)两人相互顶着较起劲来,我们几个队员上前把他们拉开。场面使人目不暇接,观众都被吸引住了。记者在飞快地记录,而塞克对我们的表现也感到很高兴。我们被迫加入这场不人道的球赛,那就要纵情享乐,此刻的我们无拘无束。我们穿着防护服,身上的温度在不断地上升,125度、130度、140度。
柯姆斯截住对方一个传球,没命地向前跑,想要底线得分。我们都停下来,弯腰曲膝,用力地呼吸,塞克在一边大吼,叫我们继续比赛。五角大楼强调说,他们的战士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罩一样能进行八小时的全力战斗,而塞克却要我们穿着它们打一个小时的球。
交换了几次场地后,双方比分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塞克宣布中场休息。为了向记者证明防毒面罩上的吸水管有多么有用,他命令我们戴着面罩从水壶里喝水,好像在跟人家说:看我们多么聪明,考虑得如此周全。
防毒面罩和防护服的兜帽阻碍了声音的速度,所以进入大脑的声音都是放慢的声音,要过一会儿才能反应过来,知道对方到底说的是什么。我听见塞克告诉记者,我们的防毒面罩是高科技设备,同防护服结合使用,可以使我们成为一支永不疲倦的战斗力量,
伊拉克军队唯一能摧毁我们的办法就是投原子弹。我们从防红外线的外帐篷里拿出自己的水罐。我们几个人拉开面罩的密封盖,呼吸着新鲜空气。空气是如此馨香,轻拂着我的脸庞,给我的肺部带来一丝凉意。一想到要穿上这身装备去打仗,我心中真希望敌人拿原子弹来杀掉我们,用小男孩原子弹(Little Boy Abomb)或胖子原子弹(Fat Man Abomb)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前夕,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原子弹。――译者注的火焰和强风将我们化为灰烬。快来吧,战争!
我们站成一排,塞克指导我们如何使用吸水管。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使用,他只不过是想当场作秀而已。问题是,就算吸水管是完好的,水罐上插吸水管的盖也有可能是破裂的。不过现场气氛还是挺和谐的。
戴着防毒面罩说话时,感觉好像在嘴上套了个杯子。
柯汉叫道:“我他娘的肯定已经玩儿完了。我的水罐盖都破了。要这样喝水,就等于是在喝那该死的芥子毒气。三个月来,我一直在说我需要个新的水罐盖,可到现在还没来。”
维格(Vegh)说:“我的吸管已经破了。我才不想撕开面罩的密封盖呢,那样我就死定了。我会脱水而死。长官,谢谢你,长官。”
我说:“上士长官,四个月前我就申请要个新的防毒面罩。我的吸管掉在了二十九棵棕榈基地的防毒设备室里,柯汉那家伙一脚给我踩坏了。而且面罩上的过滤器也毫无用处。我们全都完蛋了,变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七旅第二营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鬼魂。”
福勒把吸管和水罐摔在地上,最后扯下面罩,也如法炮制。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可塞克不高兴了。他让我们解下防毒面罩,拿起水壶喝水,并说他会向军需处报告有关更换事宜。他像裁判那样吹起了哨子,我们继续比赛。
这局由凡恩开球。柯汉决定反守为攻,他将凡恩重重地摔到地上。而凡恩摔下时,却压在了柯汉头上,柯姆斯则踢着柯汉的屁股,我们都跳上去,一个压一个,至于压着的是谁,这并不重要,因为压得并不重,并不是想伤到谁,仅仅只是压成一堆,这样让我们很开心。这种嬉闹很快就变成了充满笑声的造人堆,压在最下面的努力爬出来,再跑到最顶上去,变成人堆之王,这时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是沙漠之王一样。我们流着汗,大声叫着,吼声冲破了我们头上戴的防毒面罩。这真是太有趣了,简直就是毫无顾忌的乐趣,是我们这些士兵最擅长的活动。可塞克不喜欢我们这样,他大叫着让我们继续比赛,但我们根本不听。他肯定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可怕的恶作剧,要呈现给上校和记者们。
这更糟的恶作剧叫户外性交: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假装强暴一名战友,这名战友要么是最近表现比较古怪的那位,要么是滥用了职权或是表现不佳的那位,要么是违反了公认的兄弟情谊和同志友情与团队精神,伤害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那位。这位牺牲者通常先是被迫像小狗一样趴在地上,然后陆战队的弟兄们轮流从后面上。
柯姆斯将柯汉从人堆下面拖出来,大叫道:“让咱们来户外性交吧!”福勒开始了这场闹剧,用屁股猛撞柯汉的屁股,还用手拍着他的后脑勺;其余的人则在旁边吆喝助兴,或是帮忙按住柯汉。
迪克森叫着说:“干了那个得克萨斯处女的屁股吧!免费的!”
“我想要。从韩国回来以后,我就没见过哪个男孩儿的屁股有那么漂亮。”
“想干就干!狙击手们!”
“照张相给他老婆送去吧。可怜的女人。”
柯汉叫道:“我就是你们拥有的最漂亮的姑娘!我见过你们带来的妓女,你们这些叫人恶心的浑蛋!”
“七旅二营侦察排的狙击手!”塞克大喊道。
我们继续尖叫,快乐、疯狂地玩耍着,身上还穿着防护服和防毒面罩,看上去就像一只只野性的、饥饿的、瞪大眼睛的野兽,聚集在垂死的猎物周围,叫声传到了千里之外。
记者们停止了记录。塞克跑过来,对我们吼道:“给我停下!停下,你们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
我退后,让其他人上。对眼前的场面我感到既恐惧又欣喜。我的欣喜与眼前的性感场面无关,而是战友们都具有的一种感受――纯粹的澎湃激情、暴力倾向和无比的愤怒,还有我们心中那份彻底的疑惑、纯粹的希望和共同感受的恐惧。我们并不是在操着柯汉:我们在操那位陪同记者的上校,操那可恶的、毫无价值的防护服,操那该死的防毒面罩和坏了的水壶,操着总统布什和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以及那些将军,操萨达姆?侯赛因,操那军用PRC77型无线电设备和那该死的连挖个深一点的坑都不行的笨重工具;我们正操着这个世界上的电视台,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操着那些沙子和我们的寂寞无聊;操那些可能会背叛自己的妻子和女友;操那些没有写信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操难吃的饭菜和国内那些该死的反战分子;操那些穿着旱冰鞋蹿来蹿去的小流氓;操专搞工人工会的积极分子;操老师、祖母、社会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操那些糊里糊涂抓住理想主义不放的嬉皮士;操我们的疑惑、恐惧与无聊;操我们自己,不该签约当兵,不该听信征兵员的鼓噪唇舌、花言巧语,不该跟他们称兄道弟,不该被他们引诱进这个寂寞无聊和令人恐惧的生活;我们在操着那些我们一直想操但又没得手的老家的女孩;我们愤怒、恐惧,装出一副训练有素的杀手模样,假装自己充满暴力,残忍冷酷。我们轮流上,每个人都轮了好几次,柯汉照单全收,好一个坚强的得克萨斯人。此时,我们心中明白,我们是战友,是兄弟,只有绞架、毒气还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离。
最后我们停止了这场闹剧,扯下防毒面罩,将它们抛入空中,像橄榄球运动员拼尽全力赢得比赛胜利时抛出自己的头盔那样。我们弯着腰,手撑着膝盖,大口地呼吸着,自由地呼吸着,将带有木炭保护层的防护服扔进了便坑里。我们站在便坑周围,全身赤裸,或只穿着件汗衫光着腚,看上去像是燃烧着的献祭品,似乎历史的战火、烟雾和灰烬全都沾到了我们的身上。
上校和司机慌忙跳上陆虎越野车,《波士顿环球报》的女记者紧随其后,扬长而去。只有《纽约时报》的男记者还要在这儿多待几天。
柯汉在那堆防护服上浇上汽油,然后划燃一根火柴,说道:“愿上帝拯救我们,这些防护服可救不了咱们。”说完,便将火柴棍儿扔下去,那堆防护服顷刻便被包围在火海之中,烧得一片乌黑,升腾的烟雾将蓝蓝的天空熏成了灰色。
我们在多用途军车前面站成一排,维格拿着水管朝他们身上冲水,徒劳地想营造出洗澡的效果。说句老实话,只有真正震撼心灵的沐浴才能洗净我们身上的污秽、龌龊的东西。我将水抹在脸上,水顺着手臂流下,和防护服木炭保护层混合在一起。这时我发现皮肤上有一块奇怪的疤,像是文身留下的。这让我想起了在日本度过的童年。记忆变得既模糊又清晰。我的太阳穴在不停地跳动,耳边响起一阵阵刺耳的、带有节奏的尖叫声。是身体高温造成的吗?还是由于带了一个小时的防毒面罩造成呼吸困难?还是长期待在沙漠里导致的疲惫?我不知道。但我必须得坐下来。于是我便坐下来,像观察地图那样凝视着我的手臂。
小时候住在日本武藏野(Tachikawa,Japan)的美国空军基地。有一次我偷偷溜出去,跑到城里,想找到那家我和妹妹都很喜欢的糖果店。记得当时我很紧张,因为每次和妈妈一起逛街,都会有日本女人不时地拦住我们,想看看我的蓝眼睛。她们抿嘴笑着,摸我的肚子,抚弄我的头发,搞得我不知所措,常常吓得尿裤子。可我还是一个人跑上了街,因为妹妹的生日快到了,我想给她个惊喜,送她一长串口哨糖,那可是她一直想要的。可我从没一个人出来过,没多久就迷了路。我记得糖果店在一条巷子里,就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找,可所有的店面都只像是面馆、茶馆、清酒吧、鱼店和电器商店,就连经过的糖果店也不是我要找的那家糖果店。最后,我在一个文身店铺门口停住了脚步。
两个手艺人正忙着给两位顾客文身。顾客中,一位是男的,另一位是女的。手艺人只顾着抽烟、聊天和埋头工作,根本没注意到我走进店铺。但是那两个客人看见了我,那女人还冲着我微笑。他们光着上身,身上涂满了墨水,画着龙、鱼和古代幕府武士邪恶的脸。文身的图案做的很别致,我被吸引住了,连那女人胸部的奶子都没去注意。两个客人的肚脐上都被文上了蘑菇云。过了一会儿,随着两位手艺人不停地工作,男的胸口上出现了那个女人脸的图案,而女的胸口上出现了那个男人脸的图案。男人长的真丑,丑得让人恶心,女人倒挺漂亮。那时我并不能明白这两个人的文身是有一种天长地久的含义,当时只觉得那男的真走运,能文上这么漂亮女人的脸。
手艺人依然没注意到我,我便接着看下去,至少看了有一个小时,直到他们完成两个人脸的图案,开始文顾客的前臂。他们在前臂上文鱼鳞的图案,用来文身的电子针像只在空中疯狂飞舞的苍蝇,不停地嗡嗡叫着。男人和女人互相凝视着对方,那女的还偶尔冲我笑笑。手艺人一边工作,一边抽烟,一边小声地聊天,只注意着眼前的活计。女人的文身先完成,此时给她文身的手艺人发现了我,他发出嘘声,用烟头向我扔来,没扔中。我捡起烟头,又向他扔了回去,然后转身便跑,只听见身后传来女人的尖叫声。我吓坏了,头也不回地一路跑回了家。
几小时后,我在防红外帐篷下的帆布床上醒过来,在这之前我和排里的其他几个战友一样,全都昏迷过去了。在未来的五天内,痢疾都伴随着我们。事情是这样的,昨天福勒开车去了后方,在那里的食堂里偷了一大桶食物。本来我们都以为是熟食――用肉汁、番茄和干酪烹制的卤汁宽面条、煮豆子、米饭、炖牛肉,或是任何一样在那个简陋的厨房里煮出来的东西。但令我们失望的事,里面只是些连调味品都没放的生菜沙拉。不过我们实在是饿极了,把它们统统吃了下去,便落得现在这种下场。我们吃的莴笋是约旦人用人粪浇灌出来的,所以现在在这里,我们保卫着一个跟自己一点屁关系都没有的国家,吃着这个国家的邻国人的粪便,将自己的粪便掩埋在沙堆里。
《纽约时报》记者离开前,问我们对国家有何要求。我们给他列了张清单:欧洲或美国的色情杂志(大小不论,形状不论,内容不论,用途不论)、奥利奥饼干、金枪鱼罐头、沙丁鱼饼干、佳得乐饮料、《真理》杂志、回国的具体日期、火腿、火鸡、意大利香肠、一个月的《纽约时报》、以防万一的避孕套、罐装汤料、写信要用的东西、电池、速溶巧克力粉、纯正的咖啡豆(不要晶体的)、巧克力棒、流行音乐、牛肉干、威士忌、漱口药、橡皮筋、胶带、腌牛肉饼、红琴酒、水果糖、监禁在联邦劳教机构的女犯人的名字和住址、菲佣名单邮寄编码、雪茄、给小孩起名的书、大麻、冰毒、可卡因、麻醉药、壮阳药、充气娃娃、撞珠、凡士林、婴儿粉、剃须膏、鞋带、牙膏、洗澡用的香皂、针线。
我们并不指望他会送来,但一个月后,我们收到一个有两个军用手提箱那么大的箱子,里面全是我们要的东西,还有些其他东西。我们很吃惊,几个人围着箱子踱了一圈,就是不去拿东西,似乎眼前这箱子就是个奇迹,一碰就会魔术般地消失了。
最后还是柯汉翻开一本淫秽杂志,说道:“真他娘的够哥们儿,我压根儿就没相信过他,他竟然真寄来了,好样的记者!”
大后方:“享受”中的精神冥想与企图
在10月中旬,当我们第二次从三角训练与防卫区回到大后方时,我非常懊丧地得知:在将要驻扎的基地里我们所享受的一切――淋浴设置,可以在里面尽情手淫的单间厕所,只有两个床位并带空调的房间,房屋里宽敞的通道、电视、录像机,餐厅和点心吧――可能并不是我们被告知的那样,而是废弃的石油公司工房。实际上,它应该是已经被腾空了好些年的军事基地,专等着美国利益保护者们的到来,这些保护者要参与这次区域冲突事件。这个地方要忍受着这些保护者的造访,直到他们排除威胁,将蕴藏着大量石油的地区交还到它们应有的主人手中。而我们就是为这芸芸众生造福的士兵。我是坐在便桶上读着英文版《阿拉伯时报》(Arab times)时意识到这点的。报上引用了国防部长迪克?切尼的话,他说可部署到海湾的美军人数是无限的,从东欧来的重机械化部队也已经启程。徒步的和机械化的步兵部队、炮兵营和空军的飞机是军队进行防御不可或缺的。数百乃至数千辆坦克却意味着即将到来的是主动攻击,而不仅仅是被动防御。报纸上还报道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如果我有宿命论倾向,肯定会以为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营部长官们本来是想向我们证明,即使我们周围是广阔无垠的沙漠,我们也仍然是一群为了文明世界中人民的自由而准备参战的文明人,并且让我们相信自己受到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这种安慰人的说法。有人告诉我们,沙特人非常高兴能在他们的国土上招待我们。事实上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是喜出望外。他们推迟了某些钻井工作,撤走了油井上的石油工人,只为了能让我们凉快凉快自己那泡在汗水里的下身蛋子儿和脑袋瓜子。
因此,我实在不喜欢待在这样的后方。还有一个侦察与目标捕获小组仍然待在三角训练区里。于是我问邓恩中士是否可以开车把我送到他们那里,因为我已经厌倦了这里的空调和埃及人在他们的点心吧里叫卖的两美元一盒的糖块。邓恩说不行。他说我在这里享乐是上级命令的。然后他大声地问我是怎么回事:
“你他妈对这儿的空调有什么不满的?”
“我只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告诉他:“这地方怪里怪气的,好像是专为我们事先设计好的。至少沙漠那地方看上去不像是有人准备好铺了红地毯的营房在等着咱们。”
“别胡思乱想,去自慰一下,然后洗个澡,到空调房里睡上一觉。你他妈的放松点儿,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还能洗上热水澡,什么时候还能舒舒服服地睡在床上呢。”
这种宣传对多数锅盖头士兵还是奏效的。任何神经正常的新兵都会接受热水澡和一张舒服的床。新兵就是瘾君子,大后方恰好是让他过瘾的地方。你已经在沙漠里待了六周,上校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你穿着MOPP防护衣打完橄榄球赛,就可以洗上热水澡;你听到外面谣传说沙漠里的地面部队每天每个排级单位能得到10磅冰块,但你根本就没见过冰块的踪影。有一天,因为有人从邮车里偷了个箱子,你才能喝上一瓶被捂热的汽水。而在后方,你每天可以喝10瓶、20瓶甚至30瓶冰镇汽水。而且据说他们还在大后方放映战争影片:《野战排》、《现代启示录》、《C连的孩子们》(The Boys in Company C)、《全金属外壳》,还有《硫磺岛浴血战》(Sands of Iwo Jima)。而从这些暴力影片中得来的快感,一点也不亚于从可卡因或一次全身心投入的性爱中得来的快感。
我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整整待了五天,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吃着盒饭和金枪鱼罐头,以及所有能从同排战友们的食品包裹里偷到的东西。特洛伊?科利尔和我住同一个宿舍。他老妈给他送来10磅太妃糖,我给吃掉了一半。我的战友们都强烈要求我闭上嘴巴,请求我不要再说这是个事先准备好的鬼地方,也不要说沙特人希望我们为了他们的石油去送命。除了我以外,侦察与目标捕获排里的每一位都在享受着后方的生活。这里已经安装了十部电话机,而我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给女朋友打电话质问她,即使她已经给我戴上了绿帽子;为什么不给自己的老妈打电话,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她会依然爱我。好好享受眼前的一切吧,别再拿你的消极情绪去影响别人;看几部战争电影,振作起精神来,准备好上战场去杀人。
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待在营房里,擦着自己的M16自动步枪。排里的其他人都到C连的营房里看电影去了。他们在那儿期待着能重放头天晚上的录像。一个C连的新兵刚从他老婆那儿收到一个食品包裹,里面夹着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的内容是家庭自制黄片子与越战剪影的混合。营房里坐满了来看电影的陆战队队员,他们毫无顾忌地为银幕上充斥着的屠杀场面而欢呼。当看到一群陆战队队员冲向越共的碉堡时,他们更是激动万分。突然,银幕上的猛烈火力变成了暧昧的性爱力量,营房里的气氛从刚才戏剧性的战争狂怒急转为一片寂静。但几秒钟后,营房里沸腾起来,陆战队队员因为那个业余电影创作者避开了审查机构的耳目,给他们带来了这段精彩的表演而兴高采烈。这是继屠杀场面后又一出人意料的场面!但这场激动并没持续多久。从老婆那儿收到这盘录像带的老兄,发现银幕上被操的那个女人有点不对劲儿。他觉得在她屁股上面的那颗黑痣或是她呻吟的方式有点儿熟悉,而当那女人扭过头来走向摄影机时,他发现那女人竟然是她老婆,那个男人就是他们的邻居。于是他大叫:“那是我老婆!操我老婆的是我的邻居,那个该死的王八蛋!”其他锅盖头刚开始时只是哄堂大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叫个不停,最后竟然大哭起来。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那真是他老婆。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关掉了录像机。那是昨晚的事儿,但今晚我的战友们还想再看看那段录像。为什么不看呢,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那位老兄已经受到伤害。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亲眼目睹这种不忠的画面呢,总之得让那位可怜的仁兄滚到一边儿去。他现在待在集合伤员的队伍里,接受防自杀的巡视。一旦医生认为他的情况有所好转,他就可以坐上紧急救护的飞机回国了。他就可以他妈的离开这该死的沙漠了。
我从步枪的枪栓连动座上取下撞针,把它当成牙签放进嘴里。我用舌头将针尖挑起摩擦着牙齿,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轻轻敲击着一块易碎的玻璃。
防自杀巡视这个字眼儿老让我想起我的姐姐。在她自杀过好几次后,我才懂得什么叫自杀。她第一次自杀时,我大概在12~14岁之间。当时她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里待了很久[那地方名叫“好运气”(Serendipity),所以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那是一家精神病院]。经过几次家庭会议后,她又回到家里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就像精神病医生说的那样,她的病情有了通常的进展。当然,我姐姐并不正常,之后的很多年里她都一直试图杀死自己。直到现在,我们偶尔还会发现她待在房间的角落里,手里拿着安眠药片――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明白,她并不是真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喊着挣扎以求得到解救。因为她只是个女人,一个待在角落里试图吃药自杀的女人。但情况还是老样子――然后她就被送进了有梦幻般的名字,像是瘾君子应该待的精神病院,比如“好运气”这样的地方。
我喜欢到那些精神病院去探视姐姐。通常这些
医院都坐落在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的山脚下。这座连绵起伏的山脉树木茂密,山下是大雪融化后形成的纵横交错的河流。老妈开车搭着我沿着萨克拉门托山谷(Sacramento Valley)爬行,然后离开烟雾缭绕着的
高速公路,缓缓行驶在一条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上。公路两旁浓密的树荫遮住了阳光,让公路上的沥青路面寒气袭人。路上的急转弯不时地让我眼前出现一条条湍急的河流,令我头晕目眩。所以等我们到达医院时,我已经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到了那儿以后,我们先要在一间等候室里等候,然后到更里面的一间等候室里等待,最后才能走进在最里面的探访室。很快,姐姐便出来了。她穿着一件我认为是长袍的衣裳。不过,我肯定医院给这种服装起了个更恰当的名字。然后,我们三个便坐下来开始聊天。我哥哥没法来探视,因为他随部队驻扎在别的地方。老爸、老妈不许妹妹来探视,他们担心她会被医院里的情景吓坏的。老爸自己也不会来,他和姐姐一直相处得不好。姐姐常常认为她的精神问题是老爸一手造成的。虽然他有时对姐姐确实不太公平,但现在我们都知道致使姐姐打开药瓶并吞下上百粒甚至更多安眠药片的,不是她那严厉的父亲,而是她脑袋里的一种化学物质。顺便说一下,老爸从没对我不公平过,原因有很多,也许是因为我遗传了一点他的长相。所以我认为他从来不那样待我,是因为那样也就等于对他自己不公平。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已经受够了这样的不公平待遇,所以他不想再强加到我身上。
看望姐姐让我感到伤心,不过也让我感到欣慰。我和妈妈总会给姐姐说一些鼓励的话语。我们相互紧握住对方的手,哭着,笑着,有时还会捧腹大笑。我们告诉她最近家里发生的事情,好让她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孤立,虽然事实上她已经被孤立了。近来她的脑袋时常会受到电刑,也就是接受电击疗法。我相信现在这种疗法已经有了其他更好听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什么“好运气”之类的称呼。如果她的大脑刚受过电击,我们就什么也不能交谈了。因为她根本无法作出任何回应,只是偶尔哼哼几声或是懒懒地抬一下眼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静静地坐在那儿。我们三个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哭泣着。旁边,有一两个病人正和他们的家人聊得热火朝天。
观察其他病人探访者对病人的反应,也就是这些探访者表现出来的相应病态,这让我感到很痴迷。对多数人来说,无法正视这些相应的病态。我是从多年到医院探视姐姐的经历中总结出这点的。我目睹了这些探访者对他们生病的家人所做出的恶劣行径。我见过父亲训斥自己疯了的女儿,因为她伤害了自己的母亲;见过兄弟训斥自己疯了的兄弟,因为后者让他们的父母精神崩溃。虽然他们都知道这些长期封闭在医院里的可怜的疯子是完全无助的。不管接受多少专家的心理咨询,不管吃多少镇静药片,不管被禁闭多少年多少月,这些疯子到最后几乎都会回到原来那个将他们孤立起来的悲伤与疯狂的小岛。如果你是个局外人,那么,不管你认为自己有多么不舒服,你都只是个局外人,你没有资格宣称自己已经精神崩溃或是受到了多大伤害。
在这些年到精神病院探视姐姐的日子里,我也目睹了老妈对姐姐的反应。老妈的反应就是多少年来一直唉声叹气。她很爱姐姐,所以她也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病态反应。她不明白自己在养大爱女的同时,已经在女儿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病根。她给女儿喂母乳,逼着她去上芭蕾课、单簧管课和进行垒球训练,为她举办生日聚会,替她买新校服和新学期要用的字典。她在做所有这些事的同时,已经让女儿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崩溃。
唉声叹气是老妈伤心时惯用的做法。当我待在沙特阿拉伯,等待着战争时,收到几封老妈写来的信。我从她隽永的笔迹中感觉到了她的叹息声,觉得自己好像又和她一起身处一间精神病院的探访室,而这次的病人就是我,医院也不叫“好运气”,而是“战争”。
我重新组装好手中的武器。我在海军陆战队里待了还不到两年,但组装M16自动步枪这件事,已经做了不下一万次。我再拆开步枪,心想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母亲们担心的,是不是她们的儿子时刻与近在咫尺带有高强度杀伤威力的步枪为伴,怕他们伤到自己。
有时会有陆战队队员自杀,因为他们从家里得知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他们的爱人,也就是他们的老婆或女朋友告诉他们的。这些坏消息通常与人体下身的生殖器有关――这些女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功夫,或是描述着这些陆战队队员不会使用的特别方式,比如用嘴或是屁股,甚至用清白无邪的玩具或容易找到的烹调油。即使她们没怎么具体描述,他们也常会往那方面想。
克莉斯汀娜,现在我应该还爱着的和应该还爱着我的女人,正在和别人发生着性关系。那人和她在同一间酒店工作,是酒店的一名服务生。尽管她在信中没有提起他们之间性行为的事儿,但我知道她已经和那人发生了关系。因为她在信中称他为好朋友和很棒的倾听者。同时,她的同事以及朋友――凯瑟琳(Katherine)给我写了一封很坦诚的信,谈到了克莉斯汀娜的那位“新朋友”。但我还是一个比较有
幽默感的人,我想起我的教官西兹(Seats)中士曾经说过的话:“如果让我发现你们中间有人为了个小妞儿自杀,我会追到地狱里,再把你这蠢货干掉一次。”
进入战略部署状态几周以后,克莉斯汀娜写信告诉我她在酒店找到一份工作。我想很快她就会和一个酒店服务生睡到一起――工作间隙,他们俩会钻进酒店的空房间。这个房间也被其他酒店工作人员用过,他们在里面干完事儿后甚至连床单都不换。我的战友们让我别再想象那样的场景,他们坚持说我是从电视或电影上看到过类似的场面,所以才会这样想。而且就算生活中真发生了这样的罪恶,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相信他们说的话,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但我还是很感激他们想安慰我的好意。
我闭上眼睛,只用了七秒钟就组装好了自己的武器。我站起来,将步枪在两手之间甩来甩去,我的手掌和坚硬的硬质塑料做的步枪手柄互相撞击,发出刺耳的声音。
克莉斯汀娜在背叛我时,仍然可笑地坚持要我们俩在一起。因为她有要将自己与军队,尤其是海军陆战队联系起来的强烈欲望。而现在我正在战场上,领着作战津贴。所以,她认为自己也与战争有关系。(我在背叛她的时候,以及背叛她之后,再也不认为我们俩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但别人还老是把我们看成一对儿。)克莉斯汀娜肯定觉得战争这玩意儿挺
性感,我以轻蔑的态度看待她对军队的崇拜。因为我知道这崇拜的力量绝对敌不过她对肉体的欲望,即使那个酒店服务生只是一具寂寞的肉体。我知道她很喜欢告诉别人她男朋友是个参战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我能猜想得出她笑眯眯地去告诉那可怜的服务生,说他操的这个女孩的男朋友是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我还肯定那个服务生也很喜欢跟他的朋友吹嘘自己新近玩过的女孩儿,说她是个笨蛋锅盖头士兵的女朋友。每个人都喜欢拿锅盖头说事儿,尤其锅盖头自己也喜欢议论其他的锅盖头。
我知道当我还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克莉斯汀娜就已经和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征兵员睡过觉。也许有人会认为选择这样一位替补的爱人更加显示出她对我的爱。认为她在和征兵员私通时心里面想的其实是我;认为她的背叛实际上缩短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因为待在新兵训练营里漫长的13周里,她没法碰到我。从这点来说,她选择了一个海军陆战队征兵员,而不是个普通老百姓,还是给足了我面子的。那个征兵员在干她的时候,让她知道了爱上一个锅盖头的生活会有多么混乱,这可真是替我做了件大好事儿。
但是我站在小房间中间,将M16自动步枪枪口放进嘴里,品尝着冰冷的步枪的金属味道和子弹射出后的余烟的味道,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克莉斯汀娜对我多次的背叛。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难搞得清楚:是我的家族遗传史和我的性格所致吗?是由于报道在北方驻扎的敌人都是英勇善战的斗士吗?(这些斗士在我刚断奶时就学会扔手榴弹了。)还是由于长期和姐姐的密切接触?或是因为懦弱?疲劳?无聊?还是因为好奇?但是如果想自杀,没必要搞清楚原因,只要行动就行了。
我身边到处都是武器:挂在身上的,放在床下的金属盒子和木板箱里的,有的还被密密实实地包了三十多层杂志纸。很难搞清楚我为什么选择了M16自动步枪,而不是狙击步枪。后者的口径比前者的更大些,射出的子弹也比一般的M16自动步枪子弹射程要远得多。拿狙击步枪与M16自动步枪进行比较,就好像是用精确射击与普通的投球相互比较。但我还是握住了M16自动步枪,并且装上了子弹。虽然M16自动步枪发射子弹的威力还不及狙击步枪0.308的威力,但5.56mmM16自动步枪在射击时会产生很强的后坐力和偏离。我们都无数次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颗M16自动步枪的子弹钻进一个家伙的脖子,然后从他左脚大拇指的指尖跑出来;或者这颗子弹从脚趾钻进去,再从左眼窝钻出来。我们把准确射中敌人头部的结果称为粉色的浓雾。多年来,我一直憧憬着怎么用我的子弹来对付我的敌人。
击中延髓是狙击手们渴望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射击算得上是史诗性的一击。当然,子弹从嘴巴或眼球进入身体,这样的射击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开枪不是为了打伤敌人,而是制对方于死命。我想象中的敌人有时是俄国人,有时是中国人,有时又是阿拉伯人。这得取决于不同的国际事件和我对这些事件的理解或是我所卷入的事件。
我弯着腰,用步枪枪托顶住床板,把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用大拇指抠住扳机。我紧紧地咬着钢制的枪口,感觉自己的牙齿好像已经被顶回到牙床里去。我的舌头在枪口上的消焰罩缝隙间舔过。我想象着子弹如何在我脑袋里行走,它经过我的大脑、小脑、胼胝体、松果体再到延髓。想象着子弹穿过我的脑袋,从眼窝里钻出来,或是没有出来,只在我脑袋里不停地打转,它被撕成碎片,直到受到血肉的阻碍放慢速度,停下来,然后我便死去。
当你的嘴里含着黑洞洞具有强大杀伤力步枪的枪口,除了绝望以外,容不得你考虑太多的事情。
这时特洛伊走进来,看到了我,他惊呆了。我已经打开了步枪的连发选择器,所以要进入我脑袋的不只是一发子弹,而是三发。这肯定就是我选择了M16自动步枪而不是狙击步枪的原因。我的脑袋将会被连发子弹打开花。
特洛伊叫道:“你他妈在干什么?”
就差那么半秒或很多秒,甚至是若干年,我就可以抠动扳机了。谁知道一个人在做好一件事之前要尝试多少次呢。但特洛伊在后面狠狠地拍我的脑袋,枪口突然顶进我的嘴巴里,弄掉我一颗牙齿。
我看着他说道:“只是玩玩而已,我早就知道你要进来了。”
他卸下我枪膛里的子弹,用各种脏话骂我,然后把枪扔到他床上。他的枪也在那儿。
他说:“他们都只当是好玩儿!那个可怜的锅盖头。营里有一半的人和那些乱七八糟的浑蛋坦克兵都看过他老婆被人操,那可是真的被人操,被他的邻居操。但我明天还要看看那个录像。你还想干掉自己吗?我要去跑步,要不要一起来?”
我穿上了军靴。我们俩把各自的两夸脱水壶装得满满的,然后将它们绑在背上。从我们这边看到的营房,就像是一辆变大了一倍的拖车,里面装满了我们排里的战友,他们的嘴里都述说着头天看的黄色录像。柯汉问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去跑步,福勒则说我们是装模作样,特洛伊用有关农场牲口和他们母亲的各种各样充满想象力的脏话来辱骂他们。然后,我们便走进了酷热难熬的夜色之中。我们走出营房,营房外数百个挂式空调运作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一辆巨型
摩托车在我们的起跑线上空转待发。这是一辆看不到的、没有驾驶员的摩托车,只有前进的动力和燃料。
我们沿着基地的环形防线跑步。在沙漠里的基地被封锁起来,这听起来还真是可笑。每隔几百码就有坐在悍马越野车里的海军陆战队宪兵队进行警戒。我在想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究竟在找些什么。如果我们大叫一下,他们很可能会朝我们开枪。
特洛伊说:“我真不明白你刚刚都在干些什么,如果是因为克莉斯汀娜,那就大可不必。振作起来,她可不会为了你而去自杀。”
“与她无关,全怪这该死的沙漠。”
“沙漠个屁!浑蛋,在菲律宾群岛时,我亲自花钱给你挑了个妓女,让你开戒。别想对不起我!我才不管是什么原因呢,只要别抠那该死的扳机就行了!”
在菲律宾群岛的时候,他确实替我付了我一生中第一个妓女的钱,他认为那代表着我们俩是亲兄弟。到西太平洋前一年,他随部队驻扎在菲律宾群岛,他非常熟悉那些岛屿和酒吧,好像他就生在马尼拉(Manila),而不是密歇根州的格林维尔(Greenville,Michigan)。
但在菲律宾群岛执勤时,他从下士降级为一等兵,因为在他的尿检中发现有大麻成分。就因为吸大麻,他没有被安排到好的单位,而被送进了海军陆战队。所以他特别好战,人也很粗暴,不过这才叫真正的有士气。他喝醉了酒就大哭大叫,常常抱怨老家一个叫利萨(Lisa)的女孩:她从小学起就一直在拒绝他的求爱。
在同时通过侦察与目标捕获排培训班考试之前,我们俩就常常在冲绳岛的基地一起跑步。看过几部黄色电影,吃过一盘两美元的日本炒面,最后我们回到我的宿舍,大声喊出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吵着要免费啤酒。在冲绳喝到免费啤酒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每个星期三的中午,麦格啤酒公司(The Michelob)的半挂车都会开到基地来,以每箱五美元的价格兜售他们的啤酒。整个基地都没有足够的冰柜来冷冻锅盖头们买的所有啤酒。等你喝完一箱五美元的麦格黑啤酒后,毫无缘由地冲别人大吼就再正常不过了。冲别人大吼不仅仅是因为你喝醉了,还因为你的愚蠢、青春和遗忘。你必须忘掉你到海军陆战队来之前是个什么人。也必须忘掉将来你离开海军陆战队后,可能会变成个什么人。因为战争一来,你可能会死,那么你所有的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和预言都将只是谎言。
我们默默地跑着。特洛伊个头比我小,但跑的速度比我快。不过我总是能超过他。他试图用速战速决来使我疲劳;我打算用拉锯战来拖垮他。我们跑着跑着,就这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虽然我们在营房周围跑的是环形路线,但我还是常常会偏离轨道。我绕着所有的一切转圈,直到这一切成为圆圈的一部分,而这个圆圈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我还是没有抛掉自己的心病,这个病仍然占据着我心灵中的一部分。但它已经不能再让我弯下腰,把我的步枪枪口塞进我的嘴里;也许有一天它会再次发作,但现在我已经对付过去了。
特洛伊跑步时总会打响指,这是他的高中田径教练教他的把戏,可以给他自己打气,继续跑下去。我们的军靴拍打在沙地上,发出剧院的幕布落下的声音。我们就是在舞台上奔跑的演员,边跑边说着自己的台词。我们在向“全能的时间”戏剧的伟大导演证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上战场或是证明其他什么的。我们可以跑一整晚,整晚不停地穿过沙地,绕着我们假想的营地跑来跑去。我们听见马车在舞台上绕圈,我们就是这些马车。我们没理由这样来挑战对方,来向对方证明什么。没有什么好证明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挑战的。我们是一体的,几乎用着同一个脑袋。我们就这样跑下去,理论上可以跑到地底下去。我们绕着栅栏转圈,就像野兽绕着不知怎么下嘴的猎物那样转圈。
我的肩膀很痛,肚子也不舒服,而且跑得时间太久,连脚尖儿都跑痛了。但我们还是继续跑着。我的裆部已经擦伤,特洛伊也一样,因为他对我说:“真希望能在裆上擦点凡士林。”我也表示有同样的愿望,但我们仍然没有停下来。太阳升起来了,喇叭里照样传来起床的号声,催促那些埃及人起床作祷告。我们毫不理会,继续跑着。
也许那时我根本就不会抠动扳机。我的厌烦和孤独还没有让我走向绝望。也许特洛伊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救了我。我想到了我的姐姐,此刻她正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我认为自己是个可怜的冒名顶替者,一个念错了台词的演员。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很明显我要的不是糟糕到可以让人去死的处境。我想到了海明威,他那一枪开得多及时。他是那么的绝望,但他真的很有勇气。有人认为自杀是一种懦弱和欺骗的行为,但我认为自杀是一种很有勇气的做法。回顾自己的生命,认定自己不值得再活下去,然后做出这种恐怖的举动。有无数人生活得没有意义,却很少有人结束他们毫无意义的生命。面对着枪口或是一瓶打开瓶盖的安眠药,嘴里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世界需要我这样做,而不是活着,也不是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苟且偷生。”――这才是勇敢的男人和女人该做的事,这就是自杀。但我没有勇气杀死我自己。我还得继续做我所知道的最棒的事,也许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做一名锅盖头士兵。
特洛伊的葬礼:无言的悲伤
虽然海湾战争已经过去很久,但在沙漠上经历的一切,仍如海市蜃楼般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特洛伊也许救了我的命,但之后他却丢掉了自己的性命――退伍后作为平头老百姓的他,在密歇根找了份差事。有天早上他开车去上班,大概是脑袋不大灵光,或许是喝醉了酒,撞上了一堆黑色的冰块,然后又撞在一棵大树上。所以,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们有六个人去密歇根州的格林维尔参加葬礼。有我、阿迪克斯?拉尔森(Atticus Larson)、罗杰?瓦格纳(Roger Wagner)、桑德?维格(Sandor Vegh)、约翰?邓肯医生(Doc. John Duncan)和道?威尔蒂(Doug Welty)。当我们到达底特律机场时,他们五个已经喝了三十六个小时的酒,我也喝了三十个小时的酒。(在大家恢复自由以后,我比他们晚回到基地,所以比他们晚六个小时知道特洛伊的死,并且还少喝了五箱啤酒。)因为我是六个当中最清醒的一个,所以由我来租车。密歇根的冬天可真是寒风刺骨。我们是在匆忙中离开高温的沙漠地区的,随身只带了一套制服和一套平常穿的衣服,没人带夹克衫,连阿迪克斯都没有带。他是个地道的威斯康星人,应该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气候。凌晨三点,我们在底特律城里兜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圈,才找到出城的路。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揣有烈酒,所以就互相交换着喝威士忌、杜松子酒、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来御寒,免得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我开着车,这时候开始下起雪来。我们都一言不发,只是偶尔骂上两句:“真他妈的走狗屎运”或是“该死的,真该死”。我们已经被伤得太深,恨不得马上死去,去和我们刚走不久的朋友做伴。我们要结束一切痛苦,很显然酒精是起不到作用的。好朋友已经走了,我们他妈的也就不在乎其他什么了。
叫利萨的那个女孩,也就是特洛伊爱了很多年的那个女孩,给我们指了去殡仪馆的路。我们到的时候,利萨和她父母也在那儿。同时在那儿的还有特洛伊的未婚妻。(当利萨让特洛伊明白她只想和他做朋友后,他开始从沙漠给现在的未婚妻寄信。)特洛伊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说服了他未来的妻子,让她加入海军陆战队。她是在我们作战时加入的。之后她告诉特洛伊他们俩的订婚可能没法实现,因为他已经回到密歇根,而她还和部队一起待在西海岸。但她还说他们俩应该等等再说。她是个好女人,聪明又坚强。作为新兵,我们在海军陆战队里和女兵打交道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和她相处,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战友和一位死去的朋友的前未婚妻。
尸体查验如我们期待的那样进行了很久。我们还有点迷糊,不过醉意已渐渐退去。有个人,我已经不记得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咱们别喝了,浑蛋们。几小时后还得把特洛伊抬到墓穴里去呢。”
在进行尸体查验时,我们继续咒骂着,说出的脏话和哀乐一样大声。一阵臭骂后我们安静了下来。说完“操他娘的”之后,我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们会给特洛伊穿上海军的蓝制服,还要刮掉他的胡子。他的未婚妻很生气,因为他们把胡子刮得太干净,可我倒觉得无所谓。他们还在他胸前放上些装饰品。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看上去和往常的特洛伊一样,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快乐。
我们在利萨的父母家里睡了几小时。他们对我们很友善,在
客厅里的长沙发椅上为我们准备铺盖,还要在地上给我们打地铺。但我们谢过他们之后,还是一起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
我把我的手枪射手和步枪射手的奖章别在我的海军蓝制服上,和我得到的七条勋表放在一起。而我那枚战斗勋章被放在最醒目的地方,它是红色的,红得像血的颜色。我讨厌穿上蓝色军服的感觉。但我也知道,穿着它的我看上去肯定容光焕发,就像他们那该死的征兵海报上的一名士兵,这听起来肯定像是我在给他们打广告呢。
特洛伊的母亲认为自己是个被基督拯救获得重生的人。我知道她常常不喜欢特洛伊的酗酒和骂人。我也知道特洛伊和我一样,不相信神明。但很明显他的葬礼是由他妈妈来张罗的,而不是他自己。牧师在葬礼上天花乱坠地歌颂着国度的统治者基督,将他吹成是神一般的人物,等等。我开始厌倦这一切。但我想也许特洛伊要的就是这样,即使他和他母亲有如此大的分歧,即使他和母亲为此争辩过,但是如果让他母亲看到他是以一名教徒的身份入土,也许他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这样可以让她母亲和其他人心里会得到一些安慰。不管你在生时如何伤害过或是如何辜负了你所爱的人的期望,在死后也没必要还这样对待他们。
墓穴旁边站着三个从附近的后备役部队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是来鸣枪行礼和为特洛伊的母亲叠军旗的。由于天气很糟糕――地上覆盖了一到两英寸厚的积雪,冷风吹过,本来就寒冷的天气更是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葬礼只进行了几分钟。牧师继续说出那些神圣的话语。后备役军人朝空中开枪射出空弹,然后用那种深奥莫测的代表死亡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叠好军旗。作为护送灵柩的送葬者,我们缓缓地将特洛伊的棺木放进冷冰冰的墓穴里。他的未婚妻将自己的一对V形臂章扔了进去。然后他的弟弟将泥土和白雪踢下去,盖住棺木。
特洛伊本来想一直待在海军陆战队,希望到死都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可是因为几年前在菲律宾群岛时他就没有通过尿检,所以他们不再给他机会,没让他回到海军陆战队里来。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有一点让人气愤的是:部队规则常常会破坏明智的选择。让特洛伊回来其实就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是个好队员,是个优秀的头领,他对海军陆战队是又爱又恨;他流出来的血液是绿色的,据说在新兵训练营里,只有真正的魔狗才会这样;他喜欢当一名士兵,喜欢当一名被诅咒的、讲着粗话并有着下流想法的士兵。
他在1991年11月退伍后,继续和我们一起在营房里住了六个星期。每顿饭都是由我们从食堂里给他买,给他时间擦拭自己曾经用过的武器。他还训练了几个刚来不久的队员,教他们怎样瞄准和伪装。他甚至还和我们一起到战场上去过一次。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件好事儿,因为当时我是观察狙击队队长,行动中出现了任何差错,我都会被关禁闭。还好那次行动很顺利。特洛伊也在这次行动中进行了他最后的沙漠行军,最后一次用狙击步枪开火。
我望着特洛伊的母亲被他儿时的伙伴扶进轿车里。她一直将军旗紧紧地攫在胸前。来到密歇根州的格林维尔,让我更加懂得了特洛伊对海军陆战队的爱。这座城市完全就是个工业发展失败的例证。这里一片白茫茫的,充斥着酒味和宗教的气息。我想这样的印象是由我在这里见到的那些人所造成的。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在哀悼一个与他们一样的人。我不能告诉他们特洛伊在多年前就已经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让他们知道真相却还要继续为他哀悼,这样做显得我太无情了。
葬礼完了之后,特洛伊的家人在附近的一个叫“狮群”(Lions)或是“祝你好运”(Kiwanis)的俱乐部举办葬礼晚宴。去的路上,我们几个在一家酒店前停下,买了些啤酒和几瓶威士忌。还没走到晚餐大厅,这些酒就全被我们喝光了。晚餐上的老人们显得很激动,因为他们身边有一群年轻的戴着部队肩章的战士。他们说了不少奉承话,夸奖我们的军服、我们的举止以及我们在上次战争中怎样英勇作战。
那几个后备役军人也在大厅里。当他们的中士走到阿迪克斯旁边,问他的勋表来得是否正当时,我们两帮人之间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一等兵,你看起来太年轻了,不像是有资格得到战斗勋章的人。我敢打赌你在沙特的时候肯定是在新兵训练营里。知道戴上不应该属于自己的勋表是要受军事处罚的吗?”
阿迪克斯说:“老兄,你他妈离我的战斗勋章远点儿。我可没在你胸前看到什么奖章或是勋表。我在沙漠里拼死作战时,你他妈还不知道在后方的军需储备中心干什么呢。”
“陆战队队员,我要回总部好好查查你的档案。我可不在乎你是不是个现役军人。我是一名中士,而你连个军衔都没有,你得尊重我。”
“我他妈会尊重你的,我要拿拳头来揍你的屁股。”
罗杰是我们几个里军衔最高的,是名中士。这时他过来给我们撑腰。他告诉那个可爱的后备役军人,除非他想在自己的老家被狠狠地揍一顿,否则他和他的手下最好他妈的赶快从这儿滚出去。所以他们每人抓了一片蛋糕,灰溜溜地从大厅的后门走了出去。
葬礼宴会结束后,我们到利萨的父母家和特洛伊高中时的朋友一起参加聚会。他们都是很不错的家伙,和我们多数人同岁。对于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从部队回来后不久就离开人世,他们感到很伤心。我们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因为特洛伊虽然不喜欢格林维尔这个地方,但他喜欢这里的朋友。而在部队里,一等兵们除了用步枪射击以外,还会花大量时间对其他人讲述自己入伍前的平民生活、在老家的朋友等,虽然他们本来应该将一切忘掉。
特洛伊回家后的几个月里,曾经对他的朋友们谈起过我们。所以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愉快的交谈,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彼此多年。他们非常感激我们在海外为国效力,这让我们觉得很尴尬。他们叙述着特洛伊跟他们讲过的战事。这时我们才发现在他们所听到的故事里,特洛伊将我们塑造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因为对他来说,我们就是英雄。此刻为了特洛伊的离去,我觉得无比悲伤。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些从战场上回来后,只讲别人的英雄事迹,而对自己只字不提的硬汉子。特洛伊通过对他的朋友讲述排里其他战士的经历,很有效地淡化了自己在战争中的英雄角色。他成了那个讲故事的人,将自己变成了旁观者。不管怎么说,我在海军陆战队时对自己能在那里服役是感到自豪的。因为不管海军陆战队和海湾战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的朋友特洛伊,在部队里光荣自豪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在回到家后,他是快乐的。他是个好人,不应该卷入到战争中来。知道我的朋友是幸福地离去的,这让我很欣慰。死时,他是个戴着战斗勋章和各种战斗勋表的战士,还有一身让他充满自豪的、无用的杀人绝技。
特洛伊的朋友们都散了。阿迪克斯建议我们去他们说的特洛伊最喜欢去的那个酒吧――他那一大帮朋友在他死前几小时还和他一起在那里喝过酒。
酒吧在一家古玩店的地下室里。罗杰买了一瓶威士忌,一轮下来就被我们倒光了。阿迪克斯坐在吧台前,对女招待说他觉得她很漂亮,如果她能让他干一下,他就会忘记特洛伊的死,并且给她100美元。桑德硬塞了四颗什么东西到我面前。我一口喝下杯里的酒,烈酒流下去,燃烧着我的喉咙。我知道,在黎明到来前,我们要在这个酒吧里惹出点乱子来。
酒吧里的当地人都不是特洛伊的朋友。里面的男人大都留着长发,穿着有重金属标志的T恤衫、破牛仔裤和匡威(Converse)的
网球鞋。女人中有不走运的醉鬼,也有雍容地走下舞池、新近荣登高中美人头把交椅的校花。我们几个跑进小小的舞池里,随着工业音乐翩翩起舞。我相信那是尼彻?艾布乐队(Nitzer Ebb)演唱的歌曲。我们互相推搡着,击打着对方。那些当地人根本没法儿到舞池里来跳舞。我们用头去顶着对方的头。道和桑德还互相攻击对方的脸部。罗杰又买了一瓶酒,我们轮流喝着。阿迪克斯喝完后,将酒瓶朝墙上扔去。那些文明的公民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或是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又喝光了几瓶酒。于是女招待弄了一种被她叫做特洛伊?科利尔的东西给我们喝。我们看到窄口酒杯里装满了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玩意儿,不过还是每个人都喝了好几杯。
乐曲换成了乡村音乐,这明显是想给当地上了年纪的人们一点时间让他们跳舞享乐。我们停下来回到酒桌旁。阿迪克斯走到吧台后面和女招待在一起。她又给他喝了一杯特洛伊?科利尔,然后便扶他到厕所里去吐。吐完后阿迪克斯坐回到吧台边,双手抱着头倒了下去。这时,一个当地的男孩儿做了不该做的事。他揪住阿迪克斯头顶上的一小撮头发,把他的头转过来,对我们说:“喂,锅盖头,你们不觉得自己应该学学你们他妈的那个死了的朋友,去理个发吗?”说完他抓住阿迪克斯的头,撞向吧台。我是第一个发作的。我一把提起他,将他扔到了吧台后面。他摔倒在地上,伴随着一阵碎瓶子掉在地上的稀里哗啦的声音。女招待尖声叫着,从后门跑了出去。酒吧里的当地人立即堵住了各个角落,将我们包围在中间。我们六个人要对付他们十个或十二个人。可我们毫不手软,痛痛快快地臭揍了他们一顿。整个过程可能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将椅子和白酒瓶砸到他们头上,打破了他们的骨头、头骨和我们自己的手指。但我们还是狠揍着他们,好像我们还从来没有这样打过谁。而他们难得的还击,对我们来说真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打得太过温柔,根本伤不到我们。他们骂我们是愚蠢的锅盖头,说他们很庆幸我们的朋友死了,说我们那个从战争中回来的笨蛋锅盖头朋友认为自己是个坏蛋。我们痛打着他们,打得他们说不出话来。我们边打边叫,骂他们是婊子养的、他妈的平民和该死的妓女。我们就这样肆意地发泄着,直到警察的到来。
我们无路可逃,因为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住在哪儿。警察将我们带出来,塞进了警车。他们说我们揍的可是城里最可恶的大坏蛋,说我们的战友死了他们挺难过,还问是不是要将我们送回现在住的地方,让我们在明天一大早离开前好好地睡上一觉。
我有点替被我们揍的那些人难过。他们完全有理由不让我们走进他们的酒吧――他们可以把我们当成老外,就像他们将特洛伊排除在格林维尔之外那样。这些家伙其实比特洛伊的家人或朋友们更尊重他。他的家人和朋友们爱他,他们的自私和爱促使他们希望他回来再次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这些人却愿意告诉他,他已经不再属于这个地方了。
第二天早上,特洛伊的母亲来到了利萨的父母家里。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见她冲约翰医生大喊大叫,说我们对她死去的儿子做出了极不尊重的行为,我们的酗酒和暴力行径永远玷污了她儿子光荣的牺牲。我为特洛伊的母亲感到难过。虽然我明白,从她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损坏了特洛伊的光辉形象。但我知道,如果特洛伊在这件事中有选择的权利,我相信他肯定宁愿让我们在他葬礼后的那个夜晚去酗酒和打架。
是Logo:退伍后的各色生活
他知道我们永远都只能是锅盖头。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当你是个锅盖头,你没办法不当锅盖头,你就是锅盖头的象征。所以,在圣迭戈这样的城市里,锅盖头比窗户还要多。他们感到很难堪,为他们的行为举止、穿着打扮而感到难堪。你想尽一切办法不将自己同海军陆战队的秃鹰、地球、船锚的徽章美国海军陆战队徽章为一只秃鹰站在地球上,地球右侧有一个船锚。――译者注联系在一起。可你还是摆脱不了,你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个锅盖头。所以,必定要同每个走过海滨搭建的木板路、喝得醉醺醺并且喜好打架的锅盖头的不良行为和攻击性的穿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许你只是一个人,但首先你是个符号,或至少是人们认为的代表自由、荣誉、英勇、上帝、国家和海军陆战队的庞大符号的一部分。有时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有时是愚蠢的。正确也好,愚蠢也罢,你都是那该死的锅盖头的一部分。
有个锅盖头,留着又长又密的头发,穿着迪斯尼游乐园的T恤衫和经过水洗处理的牛仔裤;皮肤晒得和农民一样黑;说话时语无伦次,一脸的无知愚蠢――这个锅盖头就是你。而另一个,留着一脸乱蓬蓬的络腮胡,因为在老家时的放荡生活而不得不娶了个胖婆娘;还拉扯着三个儿女,孩子们全身都粘满了黏糊糊的廉价食品和潮湿的沙子;其中一个哭着要撒尿,而小姐姐却给了他几巴掌――这些孩子的爹,那个锅盖头,就是你。还有个锅盖头,从菲律宾群岛的酒吧出来二十四小时后,就娶了老婆。他们深深地相爱着,还是十足的美国人――你可以从女人穿的美国国旗图案的迷你短裙和她那双红白蓝相间的高跟鞋,还有男人脸上的嘴巴乐得都可以歪到大洋彼岸的爱国主义笑容中看出这点――该死的,这个锅盖头也是你。还有两个喝醉后跌跌撞撞地从酒吧出来走进海边强烈的阳光下的锅盖头,他们在追赶着一群私立学院的兄弟会男孩儿,然后抓住这些男孩儿猛打;那些男孩儿一边大叫着“操所有白痴浑蛋的锅盖头”,一边企图从酒吧逃出去――而这两个锅盖头揍着他们,享受着自己生命中的美好时光,这两个锅盖头也是你。锅盖头将浑身是血的兄弟会男孩儿从地上提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这些白痴杂种,你们都是些该死的兄弟会男孩儿,让咱们去喝两杯”――这些锅盖头也是你。锅盖头们自1775年起就一直在这个荒凉世界的每个肮脏角落战斗着、诅咒着、杀戮着――而这些锅盖头,就是你。
想要承认这一点确实令人心烦意乱,也很困难。它会给你带来无尽的苦恼,你企图加以否认,但它却是真实的,直到现在也是事实。
M40A1型步枪武器装置与光学仪器保养清洁守则
1. 指定的工具和材料
A. 枪托垫肩
B. 驼毛刷子
C. 枪膛刷,用于30口径步枪
D. 枪膛刷,用于45口径步枪
E. 枪膛清洁器
F. 清洁剂/
润滑油/防护剂
G. 润滑油,中号油质
H. 润滑油,高号油质
I. 多用途刷子
J. 擦镜纸
K. 除雾喷剂
L. 铜制通枪管条
2. 何时应清洁步枪?
A. 开火前
B. 开火后
C. 气候寒冷时
D. 炎热潮湿的气候
E. 被浸泡到海水中后
F. 执行沙漠任务时
3. 光学仪器
A. 驼毛刷子
B. 推进气体
C. 军械士是唯一授权可以拆除瞄准镜的人
4. 在寒冷气候下使用光学仪器
A. 冷凝――防止冷凝
B. 霜――避免霜冻
5. 在炎热潮湿天气、海水环境中使用光学仪器
A. 阳光直射――避免阳光直射
B. 湿气与盐雾――避开湿气与盐雾
C. 汗水――避免汗水沾湿
狙击手与步枪
男人多年来一直用步枪射击。他来到战场,完成战斗后再将步枪交回军械库,相信自己和步枪的缘分已尽。但不管以后他用自己的双手去做什么――爱抚女人也好,建造房屋也好,给儿子换尿布也好――他的双手总留着对步枪和步枪威力的记忆。那冰冷的枪身,扛在肩膀上的枪托,性感地将枪斜放在肩上,还有抠下的扳机护环。步枪是从哪儿来的?男人的儿子问他。
步枪散发出的臭味跟潮湿土地散发出的味道一样,也跟步枪在被铸造成棍棒形状之前制造它的地方所散发出的气味一样。当你射完了所有的子弹,而幸运的是敌人也一样没有子弹时,你可以把步枪当成棍棒或是一根大橡树粗壮的树枝来拼杀。男人记得这一点:用步枪作战杀人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从理论上讲,按照传统观点和普通常识,狙击手每杀死一个人只需要一颗子弹。但这种观点未必正确。狙击手需要使用成千上万颗子弹和经历数千个小时射击训练以后,才能达到只用一颗子弹就杀死一个人的目的。他需要在狙击训练场上有一名狙击老手趴在他的身边,告诉他如果射击姿势走样,他就不可能连续射击命中只有一枚硬币大小的目标群。(开枪命中一组只有一枚一角硬币大小的目标群,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在瞄准目标时,将所有目标群都集中在只有一枚一角硬币大小的目标范围内,三发子弹连续射击)有很多因素都可以影响你无法射中只有一枚一角硬币大小的目标群:射击着弹点观察员告诉你风向是五到八,但实际是八到十一;你在射击前还没有完全调整好你的呼吸状态;你对所用的步枪不放心;着弹点观察员给你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可你却没能够正确地校准你的瞄准镜。你感觉自己累了,觉得自己很愚蠢,感到心烦意乱;你把目标射偏了;头天晚上你了喝酒,而且还喝得特别多;你担心老家的苏西?罗顿克罗齐(Suzi Rottencrotch)会把一个叫乔迪(Jody)的男人带回家,或者担心他们是不是在干草堆里,或是小巷里,或是酒店的床上干着什么。上述情况实在令人无法接受,这直接导致你不能连续射中一组只有一角硬币大小的目标群。有时连续发射命中一组五分硬币大小的目标群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你射击一组五分硬币大小的目标群时,那你就死定了。你会失去你的目标,而你的目标却不会失去你。你得时刻记着当你准备射击目标时,你自己也是个目标。有人想杀掉你,而他们杀你的理由和你杀他们的理由一样充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像当年熟悉你老妈奶头位置那样,能够准确地定位一组一角硬币大小的目标群。要是你只能定位一组两角五分硬币大小的目标群,那你就很没面子。没有人会在你的尸体上寻找有几个弹孔,就连你的老妈也不会。最后一个见到活着的你的便是你的敌人。他用瞄准镜寻找你,然后毫不迟疑地抠动扳机。
梦幻始于11月。当时我在《阿拉伯时报》上读到一篇关于伊拉克共和国卫队(Iraqi Republican Guard)狙击手的文章。
在梦里,我又变回一个大男孩儿,戴着那时戴过的眼镜。在一个地方寻求着未知的答案。那个地方有时似乎像东京一条条的小巷,有时又像我曾经就读的小学校。我好像是在找五年级时丢失在操场上的粗斜纹夹克衫,或是在寻找一家糖果店。穿着红色紧身衣服的女人们走过小巷,有时我企图和她们一起上床。虽然我已经勃起,但那紧身衣服挡住了我,不过我还是隔着衣服干了一回,然后交钱走人。不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个女人,而不是那个女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女人让我选择了她。有一次我们是在马桶上干完那事的。在梦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生了病的狗在巷子里瞎逛;毒品、酒精或麻醉剂的瘾君子飘浮在巷子上方,在吸毒或是喝酒。我没找到要找的东西(做梦时我一直冒着汗),最后,我拐出街角,走出了小巷。那个共和国卫队的狙击手打中了我的左眼。我并没有感到痛,又闪进了小巷。虽然我的眼睛已经被打飞,但还是能通过眼球看到东西。我能看到子弹穿过眼镜后留下的洞。我开始咳嗽,从嘴里吐出眼镜的玻璃碎片,但没有血从嘴巴里流淌出来。当我将玻璃碎片吐在肮脏的巷道上时,我知道自己的胃里全是玻璃,我需要很多年才能全部吐完。透明的玻璃掉落在地上的时候,我听见报时钟声响起,可我不知道到底是几点了。
每晚我都是做着这种梦,直到针对飞毛腿导弹的防空演习开始。从那以后,我再没睡过一个晚上的好觉。梦想参军:热血奔涌的期待梦想参军:热血奔涌的期待加入海军陆战队前我使用过两种武器――一把弓箭和一杆22小口径步枪。这两种武器是我在童子军野营时用过的,当时我12岁。如果不是我要求提前一周回家,我还可以使用机关枪和更大口径的步枪。但我想妈妈了,在营地里我没有朋友,饭菜也特别难吃,而且我害怕在大庭广众之下洗澡――其实树林里的淋浴根本就不算是淋浴,只是在一棵松树的矮树枝放上了六根水管,然后从那里放水下来――营地的长官是个坏脾气的家伙,搞不好还是个酒鬼。由于是我哭着喊着要提前一周离开,因此我父母交的童子军野营报名费得不到补偿,所以我必须得偿还最后一周的费用。我妈妈支持我,她相信我所说的要离开营地的美好理由(因为我想她了)。而我爸爸坚持要由我来偿还这笔钱――我参加童子军野营的费用是从家里的度假开支里拨出来的,为了对家里其他人公平,为了能让因我参加童子军野营而只好选择待在家里的其他人公平,我必须补偿父母最后一周的费用。我不记得是否偿还了这笔钱,但我确定自己错过了见识更大型武器的机会。多年来因为没能使用过机关枪或大口径步枪,我都感到很自卑。
两年后,也就是1984年,当时我已经14岁。驻黎巴嫩的海军陆战队兵营被炸,共有241名美国现役军人死亡,其中多数是海军陆战队队员。这个死亡人数唤醒了我的意识。每当我在早上折叠好我要送的报纸,凝视着封面上死去的陆战队队员的照片时,脑海中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大屠杀的场景。我意识到我的国家受到了伤害,我有责任、有义务来抚平这个创伤,那就是复仇。我的国家被袭击,而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在我之前,我父亲和我爷爷都为国家的安危上过战场。因为我的体内有同样不变的基因,我注定与战争脱离不了干系。小小年纪的我已经明白,不管那些政治家、哲学家还有人权主义者怎么呼吁,也不管牧师们怎么认为,战争就是要复仇,要杀死那些曾经杀死和残害你的人。战争过后也许是和平,但和平绝对不会出现在战争中。
多少个午后,我看着有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这些电视台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全天循环播放新闻。看到电视里陆战队队员的尸体从碎石中被挖出来,我便立正站好;看见粗犷的锅盖头士兵,有的穿着血迹斑斑的汗衫,将同伴的尸体从碎石中拖出来,我开始轻声地哼着国歌。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高矮胖瘦不一,肤色也不尽相同。他们全身上下都邋遢不堪,人也已经精疲力竭,受到了重创。他们都是男人,而我是个盲目崇拜男子气概的男孩;我知道男子气概必定与战争有关,而战争也需要男子气概。为了不再只是做某人的儿子,我需要有一天上战场去战斗。我常常惦记着那些海军陆战队队员;我的学习成绩总是不及格,而且糟糕透顶。是的,我常常想着那些海军陆战队队员。上木工课和搏斗课时我很专心,而上其他课时,脑袋里却是一片茫然。
我送报时,总是戴着父亲在越南作战时戴过的丛林迷彩帽(他把它送给了我)。每天早上我很专业地扔出那90份报纸,用的是一种瞄准技术,这个技术将在我日后扔手榴弹时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当报纸在空中旋转着奔向顾客房子的前廊时,我看见――在报纸的头版上,有被炸毁的海军陆战队兵营的照片――那就是我如万花筒般的未来生活的轨迹。和我一起送报纸的两个男孩认为我是疯子。他们认为戴着迷彩帽、嘴里说着战争和因果报应的我,迟早会去杀人或是自杀。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三个都会尽快送完报纸,然后在当地的一家油炸圈饼店里集合,每个人买上一打油炸圈饼。学校里高年级班上有个美女,这女孩儿家里穷得叮当响。但在我看来,她非常有吸引力。我给她一个圈饼,她谢过我,然后我又从盒子里拿出一个法式煎饼或者说是常吃的那种煎饼。我认为这样做也是男子气概的一部分:把自己拥有的东西送给女人,虽然不多,也不值钱。很明显,她也已经知道一些女性气质的魅力,这种女人的魅力让男人认为他给你一些你也许不得不要的东西,或是接受了在这之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东西。她看出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在她面前我假装是在看表,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而她总是充满热情地对我表示友好。
油炸圈饼店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家大型超市。我记得我曾给过油炸圈饼的女孩儿叫希瑟(Heather)――几年前我听人说她跟不同的男人怀孕过几次。但我还自作多情地记得在那些星期天的早上我送她一些圈饼的情景,同时还为在黎巴嫩死去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感到悲痛。
爆炸事件后不久,我从《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的征兵广告上订购了一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烫印纸。晚上,我妈将秃鹰、地球和船锚的标志熨在我的T恤衫上。我们的厨房又长又窄。母亲将她的折叠熨衣架打开,放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我坐在厨房一头的板凳上。而她在厨房的另一头,将我的未来印到T恤衫上。她小心翼翼地将秃鹰、地球和船锚从烫印纸上剪下来。我看着她平稳的双手,心想母亲在手工和书法之类的事上总是个专家级的人物。我感觉到从熨斗上散发出来的热气充满了整个厨房。蒸汽冒了出来,旧熨斗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往外喷着水。母亲手里的熨斗在衬衫上来回匀速地滑动,看上去像是有人在摇动着小婴孩的摇篮。
现在我在揣测母亲当时有没有想过要搞砸这件事,将墨水弄花或是熨坏T恤衫,以此来亵渎海军陆战队视同上帝般神圣的标志。或许她没想过,为什么不想呢?如果她这样做了,也许我就不会到海军陆战队去了,因为我不会穿那件T恤衫。但她把烫印活儿干得非常完美,拿开衬垫之前,母亲漫不经心地建议我不要参加部队,尤其是不要加入海军陆战队。
“入伍之前你应该先到大学去读书。我想念大学生活,我嫁给了你父亲,本来第二年秋天我应该去上大学的。那时我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西班牙是个好地方,而且那里的大学似乎还要更好些。”
“你肯定不想跑到脏乱不堪的外国去。我们碰到过的每个陆战队队员都在抱怨海军陆战队。他们的薪水比任何人都低,想必吃得也最差。”母亲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而且基地附近的女人都有性病,还记得你叔父吧。”
我父亲的兄弟曾是一名陆战队队员,在驻丹麦的大使馆当过卫兵。有一天晚上站岗时,他喝下每天定量的半加仑牛奶后便倒地身亡,是因为患上了禽类疾病。以前我听说过这件事,是老爸在一天晚上告诉我的。当时他也许是喝醉了,或是感到很孤独,现在母亲又给我讲了一遍。我不知道叔父的死和当地女人的性病有什么关系,不过我没打断她的话。
父亲得知叔父生病的消息后便立即从西班牙赶到丹麦,陪伴在他的兄弟的身边。最后祖父母也到了。然后叔父被送回了美国――母亲说在飞越整个大西洋的途中,祖父一直在压动皮老虎往里打气,好使叔父的肺里能够进入空气。飞机抵达马里兰州(Maryland)几分钟后,叔父便去世了。一个美国人,如果有能力应该尽量死在美国。母亲很伤心,因为我老爸的亲兄弟比利叔父走了。大家都说他是个诚实直率的男人,一名优秀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张比利的大幅画像挂在祖父母家的墙上。在我整个的成长过程中,都一直用无比敬畏的目光看着那幅画像。画像是临摹的一张叔父在新兵训练营的照片,照片里他穿着那身著名的海军蓝制服。
在我的T恤衫被印上海军陆战队标志的四年后,我穿着海军蓝制服的照片被放在了比利叔父画像的左下角。
在母亲给我的T恤衫烫标志的时候,父亲正在清算账单或是把时间耗在他的学习上。他不想介入厨房里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对他儿子可能抓住的美好未来也不感兴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烫印对他来说,只是与童子军野营、教授小号课程以及小规模的棒球联赛(Little League)一样可以作为讥讽的对象。虽然这一切都让他花了钱,也浪费了不少时间,但又有多大的损害呢?这就是生活,生活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如果我们幸运并且好好地抚养孩子们,他们就会愉快地成长。
最后,母亲将衬垫从T恤衫上剥下来,热蒸汽顿时冒了出来。光辉照人的秃鹰、地球和船锚如同一颗心脏在T恤衫上跳动。多么美丽的彩色!多么醒目的鲜红色!多么耀眼的金色!它们代表着天空、陆地和海洋!从蒙提祖马(Montezuma)的大厅开始!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歌的第一句歌词。我第一次唱《海军陆战队队歌》是在小学的合唱团里。现在我激昂地高声唱出第一句歌词,母亲站在熨衣架的后面听着,我想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恐惧。我扯掉身上穿着的T恤衫,套上那件有海军陆战队标志的T恤衫,烫印时熨斗残留的热量温暖着我的胸膛。我挺起胸膛,感觉自己已经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员!在刚刚成熟的14岁,我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我要走进战争,与敌人作斗争。为了那些在黎巴嫩死去的可怜的男孩子,为我可怜的死于有毒的牛奶而不是被敌人杀死的叔父,为所有被杀害的陆战队队员,为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陆战队队员,为所有为了廉价的和平时刻死去的陆战队队员,讨回一个公道。
梦想参军并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我将这个欲望压抑在自己的心中。只有在送报纸时我才会穿上那件陆战队T恤衫。当天气变冷时我也会把它穿在毛衣里面去上学,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脱下外面的毛衣。我将自己大部分的生活封闭起来,没有和任何人分享。因为那些更聪明、更成熟,穿得更好的孩子会取笑我。他们都是些比我更加优秀的运动员,学习成绩也比我好,而且都已经尝过性的禁果,是朋克摇滚和金属头摇滚的热爱者。他们当中所有的人――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群体,都跟我无缘。
目标分辨中的人性升华
12月初的射击训练:目标分辨中的人性升华
12月初,天气已经很冷了。整个月份的气温温度都没超过华氏80度,早晨地面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霜,偶尔还会下一整天的细雨。
在美国,反战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我的朋友珍(Jenn)寄给我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反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驻军,反对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不可避免的进攻性军事行动。文章将海湾冲突与美国的能源短缺,主要依赖于石油燃料的美国经济政策,还有对这些燃料的低廉价格的保护措施联系在一起。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可不在乎什么燃料不燃料的,我们只在乎生存和射杀。
从作战工程部来的重型机械操作员已经在三角训练与防卫区内建了一个步枪射击场。他们用履带式挖掘机(Caterpillars)在沙漠的腹地挖出一个为射击训练使用的斜坡,从斜坡到我们的射击目标只有1000码的距离。这些大型
柴油机械的履带将各个火力道区分开来。
在阿拉伯沙漠的沙子下面,当然还是沙子。我们自己挖了作战坑,但履带式挖掘机挖得比我们要深得多。我不知道自己期待着在沙子下面看到什么,但肯定的是在某个深度存在着岩床。挖掘机的铲斗还挖不到那么深的地方,这让我心神不定。沙子――我们摆脱不掉的东西,如果我们死了,被抛尸荒野,沙子便是我们的棺材。
我们领到1000发带有微调性能的子弹(带有微调性能的子弹是说子弹的弹道比一般竞技水平射击的弹道更精确)和著名的双尖子弹。双尖子弹是从我们的步枪里射出的最准确无误并且制人于死命的子弹,是步枪的意义所在,也是为步枪而制造的。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狙击手随时都把公猪獠牙――双尖子弹的绰号――戴在他们的脖子上。而我们却用胶布将公猪獠牙缠在自己的士兵身份识别牌上,或是拿出一颗放在我们左边贴近胸口的上衣服兜里。我就在衣服口袋里装了一颗公猪獠牙。就如同一些科幻小说所描写的,受到惩罚并且老态龙钟的炼金巫师和书中其他角色都在不时地玩弄着石头,我也经常把公猪獠牙放进自己的嘴里,吮吸着它。那味道跟泥土味道一样。现在,我理解了第一位狙击手所流下的汗水和付出的辛劳有多么不容易。无论他站在哪儿作战,无论他在哪儿匍匐前进,无论他死在哪场战役中,也不管他是为了什么悲伤的理由死去(战士总是为了悲伤的理由而死)。如果他活下来,他将让自己的故事流传人间。
在远程射击场上,我和克罗克特用胶带将靶子贴在被炸毁的车辆上。这堆被炸毁和击中的汽车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占地四分之一英亩的废旧汽车堆放场被从美国搬到沙漠里来一样。
排里进行了一小时的射击训练。在几次拖动靶子以确认我们连续射中靶心后,我们再没管那靶子,只是凭着感觉射击。这就像篮球比赛中的控球后卫在投出篮球的那一瞬间就知道,要么是直接投入篮圈,要么就是篮板球。狙击手也在抠动扳机的一刹那,就知道是打中还是打偏了。
M40A1型步枪的弹夹可以装五发子弹。抠动扳机需要三至五磅的力气,不同的步枪需要花费的力气不一样。有些射手可能会把扳机比做女人的阴蒂,准确的射击可以让女人达到情欲高潮。但在第七陆战旅第二营的侦察与目标捕获排里,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武器拟人化。那样做会在完全机械化的关系中注入人类的元素。会让我们对敌人产生人性化,而这将是个致命的错误。抠动扳机就是抠动扳机,这是射击循环中的一环。
最理想的射击姿势是卧姿。有的射手会运用三角架稳定武器;大部分射手会用背包,或是装满泥土或沙子的沙包。
射击着弹点观察员趴在射手的右侧。鉴于隐蔽点的面积大小问题,他有可能会将自己的左腿搭在射手的右腿上。把瞄准镜放在射手的右肘后面。有人认为着弹点观察员的工作比射手的工作要难做得多,在抠动扳机前他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量。因为他必须找到目标,协助射手射中目标,分辨目标的距离以及风向,计算出准确的信息并告知射手,然后决定射击的时机。但只有一个人会因射中目标而获得功劳,那就是射手。
当目标消失的时刻,射手只看到瞄准镜里清晰可爱的十字刻线的交叉点,似乎有一缕阳光洒在瞄准镜上,而光线则表示抠动扳机的时刻到了。对最优秀的观察狙击组合来说,此时正是最正确的时候,射击着弹点的观察员可以轻声念出观察员的宗教圣歌:开火,开火,开火。
在进行狙击前,射击着弹点观察员要先画一张现场草图,以便更容易地估算出距离的远近,更迅速地捕获目标。也许他会这样对射手说:“一名未戴勋章的军官,正在指挥部队前进,在树林的三点钟方向。”当然,在沙漠里我们的草图上其实没有树林作为参照物。我们将烧毁的运兵车和坦克假设为我们的参照物,有时候参照物还可以是起伏不大的沙丘。
我回到现实中,发现沙漠上的地形很令人烦恼,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呆板的重复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觉得自己总是暴露在空旷之地。早在新兵训练营,我们就被告知,在空旷的地方,要保命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在空旷的地方,你很容易就会被射死。还有你的朋友,当他们试图营救你的时候,也会被杀死。但整个该死的沙漠就是个空旷的地方。
射击完成后,我们坐在战壕里清洁武器。通常,狙击手在擦拭武器时是盘腿而坐的――佛祖也是用这个姿势坐在菩提树下。当然,狙击手可不吃菩提。
因为通枪管条是用黄铜做的,为了不影响到枪管的膛线,通枪管条每往里伸进12英寸,就应右旋一次。所以必须两个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一个人从枪膛入口开始往里捅,另一个人在枪管打开后,将一朵花似的棉条移到步枪的枪膛里面去。对步枪进行清洁可以让你学到很多东西,和其他大部分擦拭武器的工作一样可以帮助你保住性命。
我托住步枪,约翰尼在捅着枪膛。我们喋喋不休地对柯姆斯和迪克森吹嘘我们打中了多少个靶心。虽然有些靶心藏在某些地方,我们永远数不到,它们就像是鬼魂附体的靶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是我们打中的。
我的小队正在执勤。排里其他人都已经返回基地营房,我们得在训练区里巡逻。找回剩下的靶子,并试着用无线电设备和训练区控制中心取得联系,通知他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射击任务,本地区已经被清除干净。我努力想用设备联系到他们,但没能联系上。这时,我注意到附近走来四个贝多因人(Bedouins)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译者注。便拿出望远镜,看见那四个人从一个小沙丘上拿起一块胶合板,开始走下沙丘。我叫来约翰尼,他用射击着弹点观察员的瞄准镜看到了更清晰的画面。
我们常在三角训练与防卫区一带遇到贝多因人――这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园,我们却是些不速之客――但这四个人的行为有点反常。我们从没见过贝多因人做事这么鬼鬼祟祟的。也许他们是在藏食物或是其他军需品,但我们认为他们是观察到了我们射击的全过程。或者说他们是敌人派来的,正进入一个武器掩体或是藏在什么地方想长期监视我们。
克罗克特和戴特曼带着狙击步枪留在战壕里,我和约翰尼走向那四个人。约翰尼拿着随身佩带的手枪,我端着M16自动步枪。我们的枪都已经上了膛,我还把步枪的选择触发器拨到开启状态。约翰尼走在前面,那四个人离我们的战壕只有四五百码。
我很紧张,准备好随时发动我的第一次火力进攻。我们脚下的路很漫长,看见的只是一片米色的空旷大地。每走一步,沙子散发出来的热量就增加一分;每走一步,我们就和那些可能的进攻者的距离拉得越近。他们穿的长袍在阳光的折射下显得扭曲。在我们看来,他们有一个营的人,而不只是一个班。他们会不会撤退?或者沙子会不会突然在我们中间升起,将我们隔开?我认定他们是
伊拉克的奸细,在冲突的早期被派到边境来进行侦察。他们为了掩护身份,就和当地的游牧民族混在一起。我绞尽脑汁,想记起自己到沙漠来的前几周学的阿拉伯语:“我是你的朋友,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我是美利坚合众国部队的士兵。不许动,否则我就开枪了。”可一句也没想起来。所以我决定用英语喊出这些话――如果这些人是间谍,他们有可能在西方的学校接受过训练,就会懂得我说的英语。当然,也会听出我话里的恐惧。
约翰尼背包里背着PRC77型无线电通信设备,但他无法与训练控制中心取得联系。他对我说:“一旦发生什么事,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你一看到他们亮出武器,就马上开枪射击。谁知道他们后面还有多少人呢,搞不好是他妈一整排的人。”
我已经参加过上千次军事巡逻,自从到了沙特,还进行过多次本应是生死攸关的战地巡逻,但我们从没有真正见过潜伏的敌人。敌人这个概念在我脑袋里是抽象的,我很难理解它,就像我很难理解自己的出生一样,我必须亲眼见到才能了解一件事。我在寻求着新的知识。但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军事巡逻体验,却和我在沙漠里进行的其他巡逻没什么两样。日常巡逻觉得无聊、烦躁和期待。甚至在这次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只花了几分钟走过这500码的距离,巡逻的意义还是一成不变。我开始做起白日梦,幻想着回国后首先要在哪里吃汉堡包:应该是萨克拉门托市里的全国冻肉连锁店(Nationwide Freezer Meats);我要吃掉一个夹着奶酪的双层汉堡包。约翰尼停下脚步时,我几乎和他撞在了一起。他盯着我,意识到我的思想已经开小差了。
那四个男人中有三个蹲在沙丘顶上,望着我们。我们离他们只有100英尺的距离了。我可以在两三秒内给这三个人以致命的一击,这种想法让我异常兴奋。我知道不管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我们都将是赢家。我要把他们中的一个人或所有人都杀掉,我在约翰尼耳边这样说。可他没有回应。在我们右边不远的地方有五头骆驼,很明显是那些贝多因人的,骆驼看上去还是很冷漠。
我们盯着那些人,他们也盯着我们,就这样对峙了好一会儿。约翰尼不知道该怎么办,仍然试着与训练控制中心取得联系。我用右手大拇指将步枪的选择触发器从开启状态调到开火状态,再调回到安全状态,然后再到开启状态。就这样反复调了一次又一次。
安全,开火,开启……开启,开火,安全。
沙丘上的一个男人朝我们挥手,约翰尼也向他挥手――这是个兼具警告和安慰意义的手势。
这个男人也许会被一名侦察员视为奸细,他向我们走来。他年轻英俊,脸上带着微笑,一边走,一边又向我们挥了挥手。我们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应。我慢慢地将触发器调回安全模式。那男人蹲在离我们几英尺的地方,在沙子上画着什么,那样子就像是一个队长用食指在沙子里画巡逻示意图。他对我们说着阿拉伯语和英语混杂的乱七八糟的语言。
他指着那些骆驼,有几个人从掩体里钻出来,手里拿着件大口袋。现在我们能看到有八个人。我开始明白那男人抱怨的是关于那些骆驼的事儿。但我们还是听不懂具体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聚集在他那幅示意草图周围。他缓缓地将手伸向我的步枪,我用手掌顶往他的脑袋,轻而易举地就把他掀翻在地。我意识到他没有什么不良企图,只是拼命地想要和我交流。于是我取出弹夹,退出子弹,铜制的弹壳掉在我的手心里。
那人坐倒在地上,双手放在背后支撑着地。我取出子弹时,眼睛盯着他。对我来说,要对他采取行动就像打个哈欠那样简单。他的眼里混杂着迷茫和惧怕。我伸出手想将他拖起来。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抓住了我的手。我把步枪递给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把枪接过去,然后笨手笨脚地拿枪口对准那些骆驼,并且嘴里模仿出射击的声音。我和约翰尼互相看了看对方,立即明白了。八个人却只有五头骆驼。他们的骆驼被人射杀了,他们以为是我们干的。
他查看着我的步枪。要是我们的上校能像他那样检查一杆步枪,那可就再好不过了。他认真地往弹盒里瞅,表现出对武器的敬畏。我知道他想找的是火药,以确定步枪刚刚开过火,射中了他部落的骆驼。我从他手里拿过步枪,将它拆得七零八落的,并且取下整套枪机组件拿给他过目。我的M16步枪总是一尘不染。因为我一天要花费几个小时进行清洁,而且自从出国后就从没开过火。粘到那人身上的只有清洁剂、润滑油和防护剂。我组装好武器。那人转过身去,同其他聚集在沙丘上的贝多因人说着什么。然后那些人便回到他们藏东西的掩体里,向外面搬运大口袋。
约翰尼想向他道歉,但还没等他说完那个人就走了。我冲那个人叫道:“嗨!”他听见后转过身来。我朝他挥挥手,他也朝我挥挥手。我和约翰尼后退了100多码,看着他们将东西放到骆驼身上。我从左胸口的口袋里取出公猪獠牙,放进嘴里咬着。
约翰尼说:“我真高兴我们没对他们开枪。不知道是谁把他们的骆驼当靶子给打死的?”
我们开车沿着高速公路往三角地区赶。我和戴特曼还有克罗克特坐在悍马汽车的车厢里,对他们讲起刚才碰到贝多因人的经历。他们觉得很有趣,大笑着拿那些“骑着骆驼的赛马骑师”开玩笑,我不喜欢待在三角区,更不喜欢被另一个国家雇用到战争中来。可他们竟然这么没心肝,这让我觉得特别心烦意乱,我想制止这两个笨蛋对贝多因人的无礼。
贝多因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不管联军准备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他们都不会杀我们。我刚刚和他们度过了人性的一刻,没有脏话,没有愤怒,也没有仇恨。戴特曼和克罗克特因为自己的年少轻狂和无知,而且还接受过海军陆战队无情的训练,所以他们惧怕贝多因人的仁慈;他们无法透过贝多因人的沙漠长袍,看到被遮盖在里面的人性。
我还没来得及指出他们俩的错误,向他们解释贝多因人与
伊拉克人的区别,一辆奔驰轿车便从后面驶来,速度很快。有时我们会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加长的奔驰轿车,通常是一个沙特男人开着车,后面坐着一个女人或几个女人。这些女人戴着头巾,那是一种传统的穆斯林女性蒙的头纱。看着一辆高速行驶的轿车转瞬飞驰而过,这是唯一能见当地公民的机会,而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正是我们(相对于居住在陆地上生活的居民来说,居住在沙漠中的贝多因人只能算是下等公民)。我们明白沙特人希望与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们是幽灵救世主。那辆车离我们越来越近。克罗克特站在
悍马汽车的后面,一只手拽着车栏杆,另一只手放在嘴前,舌头在两根手指间抽动。
奔驰车司机慢慢转过头来,过了一会儿才看见克罗克特。车后座里坐着一个蒙着头巾的女人,我看见她紧盯着克罗克特做出的无礼手势。不知道她是感到震惊,还是迷惑,或是感到恶心。但我知道我会记住她当时的目光,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紧紧地跟随着这个粗鲁的美国年轻人。
奔驰车呼啸而过。克罗克特和戴特曼大声叫骂着脏话,兴奋地拍打着对方的背。戴特曼管克罗克特叫“有种的浑蛋”。克罗克特对他说:“那婊子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她想要我。”
信件:了解外界、朋友、亲人的窗口
每周会送来两三次邮件。我特别喜欢在星期天收到邮件,因为那让我觉得我们受到了特殊照顾,要知道在国内可没人能在星期天收到邮件。
12月中旬,我们开始收到一批批“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组织活动寄来的信。我们不知道是谁发起的这场活动――是红十字会(Red Cross)?还是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
第一批信不算很多,营里可能只收到了几百封。侦察与目标捕获排分到六封,邓恩中士和约翰尼决定每个侦察狙击小组分一封,而每个组里收到家信最少的陆战队队员可以得到那封信。在我这个组里,是科蒂斯得到了这封信。军事部署几个月以来,在发信时,他只有四五次听到过叫到自己的名字。甚至在看了《好色客》(Hustler)黄色杂志背面的广告后,他还尝试过给加利福尼亚州兆吉拉(Chowchilla)的州立峡谷女子监狱(Valley State Prison for Women)的犯人写信。不幸的是,他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过。
得到信的六个陆战队队员就像新加冕的国王一样,微笑地等着邓恩和约翰尼把信交给他们。很少表现出礼貌的科蒂斯,吹嘘自己是怎样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照。
他说:“操他妈的拉里?弗林特(Larry Flynt)《好色客》杂志的发行人。――译者注。”
科蒂斯收到的信是一位11岁小男孩儿写来的。克罗克特打开的信是来自一位有三个孙子的老奶奶。我们取笑他们俩:迪克森说科蒂斯是鸡奸犯,骂克罗克特是个性变态。虽然柯汉收到的信不多,但他还是很愉
快,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娶了个洛杉矶的17岁泼妇。那泼妇可以操任何会活动的东西,她在信里就是这么对柯汉说的。信里还有一张她的快照。我们看了后,全都为她的年轻而感叹。并且为她感到可惜,要不是她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欲望描述得如此形象、如此坦白,我们应该说她是纯真的。戴特曼娶了他的哈雷摩托车。他收到的是他家附近的一所大学里的一年级新生寄来的明信片。那张明信片甜蜜而且内容健康,我们看了之后都一言不发,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能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乔尔克收到的信封上面盖着“怀俄明州科迪市(Cody,Wyoming)”的邮戳,可惜信已经不见了。阿迪克斯收到的信,其实只是潦草地写在一张粉色索引卡片上的一条信息,应该是来自一位刚辍学的大学生,因为上面写着:我刚从耶鲁大学退学。我喜欢做很多次爱和吸毒。如果你也喜欢做很多次爱和吸毒,请尽快回信。谢谢。很明显阿迪克斯收到的信引起了轰动效应,其他“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信都不足道。我们凑在阿迪克斯周围,读着那条很快就将成为名言的信息,以确定他没有骗我们。我喜欢做很多次爱和吸毒这句话成为我们讽刺性的呐喊,比说“啊哈”或是“想做就做”还要过瘾。
阿迪克斯给那个“吸毒女孩”回了封信。虽然他从不吸毒,也只做过两次半的爱。她没有回过信,这让我们都很伤心。
但很快,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他的背包里找出一两封“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信。有时候信里还夹着那些年轻的写信人纯洁、神圣和富有爱国主义的自画像或照片。这些信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女孩儿写来的,有高中毕业班的女生,有大学新生和大二的学生。这些女孩儿和我们差不多大,有的只和我们相差一两岁。
阿迪克斯说:“这些女孩儿现在还没有到法定年龄。等我们从这鬼地方出去,她们也已经到法定年龄了。仅仅只是写信给未成年人,我们是不会被捕的。这就是战争的一部分,是战争的传统,要让那些女士感觉到战争的浪漫。”
有时候我们会给这些女孩儿回信,但都保持不了长久的联系。没有发生那种一诺终生的爱情。她们写这些信只是为了敷衍了事,完成一件简单的任务――在内布拉斯加州约克市(York, Nebraska)的那个女孩儿感到自己是在为联军解放科威特作出自己应该作的贡献,在沙漠里的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锅盖头们可以从她寄来的“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信中,共同得到一点乐趣,并且在看了“吸毒的女孩”的短信息后,还可以感受到真实的刺激。不管被派到多远,锅盖头们从来不嫌漂亮女孩的照片太多,或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寄来的。
我保存了一张女孩的照片――她是艾奥瓦人――我将它保存了几个月。收到她的第一封信后,我就给她回了信。我尽量将信写得可以显示出我的聪明、性感和勇敢,以及随时准备为祖国牺牲的精神。也许她以为我疯了,这封对“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回信是多么有风格啊!她写了封回信给我,还在信里放上她高中时的照片。在照片的背后她写着她爱我,说她正忙着为我祈祷。后来,我在后方将新领到的科威特西南地区地图叠好后,将她的照片和排里人收到的十多张其他女孩的照片放到了一起。
最后,越来越多的“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信出现在营里,简直就是泛滥成灾。一天傍晚,我们吃了三周来的第一顿热饭热菜――是事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煮了十六个小时的红豆和米饭――然后军士长马丁内斯叫我到连里紧急集合。太阳还没有下山,但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一股微风吹过沙漠。由于我们都没有刮胡子,而且好几周都没洗过澡,集合显得有点随意:一些士官在说着悄悄话,他们的排长在向军士长汇报。
马丁内斯解释说海军陆战队军乐团(Marine Corps Band)预计我们将迅速地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担心很快他们就得执行大量的巡演任务,而乐团又缺小号手和短号手,所以要从所有海军陆战队的部队里挑选乐队成员。上级命令以营为单位进行征选。马丁内斯希望可以让第七陆战远征旅第二营后勤保障连队(Headquarters & Support Company)令人骄傲的老队员去充实军乐团。他需要有自愿者,任何一个能吹一点点号的人都可以。他还强调说被选上的幸运者第二天就可以启程――由司令官亲自护送到首都华盛顿,到最著名的乐团里去演奏――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惊无险地逃过等待着我们这些剩下的可怜的、悲哀的傻瓜的子弹。有五名队员自告奋勇,马丁内斯命令他们在全连人面前站成一排。我想我知道等待着这五个锅盖头的是什么。这些人都是新兵,是我们到沙特后连里来的最新一批人;其中两个人有一个是车辆调配场的机械师,还有一个是行政助理。马丁内斯在他们耳边小声说着什么,他们一边听一边微笑着,表现出无比自豪的样子,好像马上就要领到自己的英勇奖章。马丁内斯肯定在向他们保证,即使他们被选上了,他们的荣誉和英勇也丝毫不会被打折扣。然后,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支塑料玩具笛子,给五个候选人每人发了一根。对他们说:“欢迎到乐团来!给我吹,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狗杂种,快吹!”他命令他们吹《玛丽有只小羊羔》(Mary Had a Little Lamb)、《平安夜》(Silent Night)和《来朝圣吧,信徒》(Come, All Ye Faithful)这几首曲子。
当他们吹完的时候,全连人都已经笑得前仰后合。马丁内斯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干净的装着那些“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信的垃圾袋,对他们说:“你们几个人给我读完这里面的每一封信,然后统统给我写回信!让那些女孩感觉好点!还要记住,你们能到这个作战步兵营里来,是三生有幸的!你们很幸运能够有个家!”
马丁内斯显得下流并且刻薄,可他说新兵有幸能有个家,却说得非常对。我曾经时常担心失去家园和失去所有的一切――失去爱情,失去金钱,没有食物,没有避难所,交通不便。少年时的我常常被无家可归、失业、不知道怎样谋生和不被人所爱的白日胡思乱想所困扰。想象着自己站在街角,在雨中,身边站着一条脏兮兮的狗,我没有食物可以喂给它吃。这些担心发生在里根执政的时候,那时关于无家可归者的话题已经受到广大媒体的关注,肯定是这个话题促成了我的焦虑。里根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他的官邸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远。我的父母两次投票选他当总统,所以我和他的政策以及他领导的失败都是息息相关的。我是这样认为的。萨克拉门托市成为无家可归者的一个重要目的地。每个周末做弥撒的时候,大家捐完钱后,总会专门再捐一次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修建避难所。显然,这一切并不是我担心自己无家可归的唯一原因:我的家庭已经破裂,就因为父亲的冷漠和不忠。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将他的无情投射到我的生活中,最后我也将变成一个孤独、抑郁的男人。
我加入海军陆战队,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家庭的一分子,我要找到一个家。但海军陆战队这个家总会散伙。尽管你爱你的锅盖头战友,热爱驰骋沙场的生涯,喜欢训练和使用武器,但总有一天你得离开陆战队,至少是精神上的离去。你要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也许会生几个孩子,建立一个真实的家庭王国。海军陆战队这个家园是具有诱惑力的,也是危险的。有人宣称他们热爱陆战队,比爱自己的母亲或老婆或孩子还要爱得更深――因为对陆战队的爱是简单直接的。它总是在召唤着你,原谅你的醉酒和愚蠢,激发你的勇气。
到12月底,我就再没给克莉斯汀娜写过信。有时候我会和我的朋友珍互通信件,我和她曾经睡过两次觉。一次是读高中的时候,一次是我回萨克拉门托市探亲的时候(在克莉斯汀娜的车后座里)。现在珍在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的大学读书。我期待着从她那里了解到大学里丰富多彩的生活,包括舞会、恋爱故事和文学课,大学的世界离沙漠太遥远了。后来她告诉我当我在执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她老妈老催着她给我写信。当时她已经有了固定的男友,可她母亲建议她不要告诉我,因为当时的我需要的是希望。她老妈在越战时也是这样给一个男孩写的信。刚开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最后我发现这就是她妈教她照顾一个人的方法,对任何人用的都是这一套。如果你能够做到,一定要让那个人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骄傲的姿态。所以珍和其他人不一样,她给了我希望。
同时我还写信给克莉斯汀娜的朋友凯瑟琳,她比我大几岁,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她长得很漂亮,不光是漂亮,还富有魅力。也许她写信给我的原因与珍一样。对于克莉斯汀娜的不忠,她肯定是最知情的一个人。克莉斯汀娜写来的信里全是尖酸的嫉妒和虚伪的欺骗,凯瑟琳的信里则充满了对朋友的关爱。我知道自己绝不会和她睡到一起,但这并不表示我在收到她那些甜蜜的信时和给她回信时没有那么一点非分之想。她和一名德国空军军官订了婚,现在生活在
慕尼黑。她是在和克莉斯汀娜工作的同一家酒店工作时遇见的他,然后他们就成了一对。我想象着战后到德国去,从那个雅利安人(Aryan)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雅利安族”是指非犹太日耳曼民族的后裔。――译者注手中将她偷走。
她的字写很漂亮,每封细心完成的信都像是一幅美妙的素描。在我打开信封前,排里的每个人都要求看一下她的信封。她的教名叫玛丽,是个地道的天主教徒。写信时,总是将自己的三个名字全都署上,这让她的信显得更加高贵。信封上还有浓浓的欧洲名牌
香水的味道,特洛伊认为这味道是性的召唤,但我认为香水味是她将信送到邮局时在她的钱包里染上的。也许特洛伊说对了。我应该用浪漫的方式去追求她,但我知道一个人很容易被香水和距离美蒙住双眼。
12月底,我收到由美子寄来的信,向我宣布她已经和一个我没听说过的男人结婚了。结婚请柬装在一个黑色的漆盒里。盒子里还有个日本梨,包在泡沫塑料里。我让特洛伊陪我去散步,我们走过营地时,我和他分享那个日本梨和由美子结婚的喜讯。我感到更多的是震惊而不是伤心,特洛伊明白这一点。他总是很明白我的心思。我们咬了几口后,我把梨核扔了出去。梨核掉在地上,沙子立即粘到上面,就像记忆萦绕在脑袋最温柔的部位那样。
从12月收到的信件里,我还得知了另外两个人结婚的消息。一个是我多年的好友克里夫(Cliff),是我的小学同学,当初和我一起送报纸。他认识那女孩儿只有几周时间,可能是因为她怀孕了才结的婚。所以一天下午,他们俩独自开车到内华达州,在那里的松树林教堂(Chapel of the Pines)举行了婚礼,但婚礼上一个来宾也没有。他还给我寄来第二周周末在他父母家后院举行的
婚宴的照片。他没有告诉我具体的时间,所以婚礼有可能是在8月底或是两周前举行的。
一个下午我拆开我妹妹寄来的信,里面的照片记载着家里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的事。看信前我先看了她寄来的照片,我认为照片上拍的应该是个生日聚会。但就是想不起最近家里有谁该过生日。我的侄女穿着一条红色天鹅绒连衣裙,姐姐和妹妹都穿着白色连衣裙,母亲也一样。我还没有见过母亲的新男友乔治先生(Mr. George)。妹妹把他说成是“一个圆咕隆咚的男人,剃光胡子后就是个秃头的女人”。那个没有胡子、圆咕隆咚的男人穿着白色燕尾服,其实看上去就像个女人。有一张照片里他在亲吻母亲,还有一张他在给母亲戴六克拉钻戒。
我肯定用很大的声音叫骂着。因为特洛伊凑到我床边,用他那令人宽慰低沉的密歇根鼻腔音问我:“你他妈怎么了?”
我把照片递给他,问他:“你怎么看这些照片?”
他一张张地认真看着这些照片,就像个凶杀案侦探在察看案发现场的照片。有些最具特征的照片他还再翻看一两次。最后他说:“混账,斯沃夫,在我看来好像你老妈刚嫁给了一个肥仔,那婊子都没问问你答不答应。”
特洛伊就是那种少有的把你老妈称做婊子以示亲近的人。他用这个字眼儿来表达女性的美好、健康与慈爱。
他还很擅长不停地转移话题,一会儿聊这个,一会儿说那个。有的与主题有关,有的则是毫无牵连。最后他可以将困扰你的话题给模糊没了,甚至给抹掉了,就像一位爵士乐的演奏者可以用音乐淡化生活的痛苦。虽然他这样做会弄出其他令人烦恼的话题。
我对他说:“我老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嫁人了,她就不能等到我他妈死在这儿或是活着回去以后再嫁吗?你觉得呢?”
特洛伊说:“你也没办法。我们只是锅盖头,伙计,不会有人在乎我们的。他们只想让我们去战斗,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对你老妈有好感,我见过她,她是个正派的女人。但她不能等到你回去以后再结婚,你会这样等她吗?”
“我等不等倒没什么关系。她是我老妈,可她嫁了个陌生人!让我成了人家的继子。我没资格说些什么!如果我不喜欢那狗杂种该怎么办?”
“斯沃夫,你没什么好说的,爷们儿。其实不关你什么事儿,你老妈坠入爱河,然后就结婚了,你已经是成年男子了。你老妈是个成熟的女人,她可等不了。”
“我觉得有人就会等。你不认为利萨或埃里卡(Erica)是在等你吗?老天爷,埃里卡来到这吸血的鬼地方就是为了你,为了你她要当个锅盖头。可你连她的面都没见过!还有珍和凯瑟琳也在等着我。”
“埃里卡和她们不同。她会了解陆战队,然后就会了解我。可珍和凯瑟琳只知道你写给她们的那些废话。如果你是在国内,她们根本就不会写信给你。那些女人是有条件的,远距离就是条件之一。如果现在我们还在棕榈泉,你打电话给珍,对她说:‘嗨,这周末我到圣巴巴拉来看你怎么样?’她肯定会说:‘嗨,还是别来吧。’再说如果你刚巧在那狗娘养的
慕尼黑,然后你打电话给凯瑟琳,对她说:‘我们在霍布劳(Hofbrau)酒馆见个面吧。’她肯定会说:‘算了吧。’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个锅盖头,除了在她们那些小小的信件里,其他地方都不适合你待着。”
“那么写那些‘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信的女孩儿呢?她们又为什么要写信来呢?”
“她们永远不会见到我们,所以对她们来说写信是安全的。你那个艾奥瓦州小女孩儿已经有男朋友了。所有写信来的女孩儿都已经有男朋友了!她们只是在利用你,在利用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利用她们。保存她们在高中时的照片,并且脑子里一边想着她们一边在手淫。可我们错了,我们才是被利用的一方!那些写信的女孩儿肯定坐成一圈在嘲笑我们呢。因为我们就要死了,而她们会因为曾经写信给我们而自我感觉良好!”
我说:“操你妈的,你睡过的所有女人都是菲律宾群岛的妓女。你他妈又怎么知道一个女人为什么要写信呢?”
“每一个我操过的妓女,都是我先爱她,然后她再爱我。我知道你是个锅盖头,这是我唯一需要明白的。”
特洛伊开始唱《海军陆战队队歌》,宿舍里的其他人也跟着唱起来,只有我没唱。他们都想看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我无法作出什么反应,因为特洛伊说的都是对的。现在他们要对我进行户外性交了。
可他们只轮了一圈半,约翰尼就走进来假装生气地说:“给我停下来,你们这些锅盖头!你们这些杂种根本就不热爱陆战队;你们这些饭桶贬低了切斯特?普勒(Chesty Puller)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著名将领。――译者注的名声;你们每天就知道在床上躺尸,跟个沙漠王子一样玩弄着自己腐烂的下身。”
性格最温和的约翰尼说出这样的话,模仿一个强硬教官的性格特征,已经足以让整个宿舍淹没在笑声之中。我甚至都忘了特洛伊刚才割断了我与祖国、平民世界以及自由之间最基本的联系。虽然母亲结束了我们家庭所经受的痛苦折磨,但我还是可以忘掉她现在已经嫁给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男人。我不需要与他见面,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兄弟们才是我的家人――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我们为对方扮演着这些角色,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此时我开始懂得,你是战争的一分子,而生命只在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人当中延续。他们并没有停下自己的生活来给你写信,却让你知道他们为了给你写信而不得不打断自己的生活:他们与相配的或不相配的人结婚;他们投资做生意,最后亏了本;他们学会开车,却在撞车后死去;他们生育了小孩儿;他们喝醉酒、吸毒、做爱,最后染上性病;他们大口咀嚼着文明的产物。
我们跟着约翰尼齐声叫喊着教官们所使用过的语言――这是我们在不满时会做的事儿。特洛伊假装在惩罚我,他对我吼道:“下蹲,再下蹲,斯沃夫,我奶奶都比你更厉害。”
迪克森骂着阿迪克斯,还质疑他的血统问题,问他体内是不是流着动物的血。克罗克特和柯汉前后移动,互相用手指戳着对方的脸,模仿着他们最钟情的教官,也是他们最讨厌的人,教会了他们最多本事的人。我们将宿舍变成一个马戏团,在这个马戏团里我们不会受到伤害,谁也不敢碰我们。
而我们竟然相信这个,简直就是疯了。
50口径狙击步枪:战争是速度之争
次年1月初,我发现大家数周以来一直都在抱怨着沙漠。我还知道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概念,沙漠已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不仅从我们的嘴巴、鼻子、耳朵、屁股和眼睛进入我们的身体,还侵入到我们的灵魂来占据着我们。我们已经把沙漠变成了自己舒适的家园。
但形势马上就要转变。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国会支持布什总统准备进攻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想法。
邓恩中士向我们宣读了侯赛因在第71个伊拉克军队建军节上的讲话。侯赛因将科威特称做必将回归大树的树枝,说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19个省。他告诫伊拉克人民,说他们必须作出的牺牲将换来国家的辉煌胜利。他说吉哈德(Jihad)“圣战”的意思。――译者注是所有阿拉伯人民应走的道路,伊拉克则处于阿拉伯鼎盛时期的中心地位。
柯汉问“吉哈德”是什么,邓恩说:“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在真主阿拉的帮助下杀掉我们。我们是神的罪人,是异教徒,所以能轻易地被打败。就因为我们有罪行和其他恶劣的行为。”
柯汉说:“我14岁时就已经是个罪人了,他们不知道在美国罪恶可以让你更强大!”
第二天,侦察与目标捕获排受命到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总部(First Marine Division Headquarters)去执行警卫任务。我们有两个侦察狙击小组爬到这个四层楼建筑物的楼顶上,执行全天二十四小时的警卫任务。我们常常拿下面地堡里的一等兵寻开心。那些愚蠢的浑蛋晚上常从地堡里走出来抽烟,我们就会冲着他们模仿射击的声音:乒,乒,你们是群行尸走肉的大兵。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反正他们都看不起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人,所以我们干脆给他们提供更多讨厌我们的理由。
我们隔几天才能看到一次《星条旗报》。有时候我们的上尉还可以得到一份《阿拉伯时报》的复印件。问题是任何一方媒体的报道我们都没法去相信。我们夹在中间,当我们需要准确信息的时候,所传来的信息总是变得相当含糊笼统。比如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空战。已经过了两三次最后期限了,
伊拉克军队还赖在科威特不走,有可能还在烧杀奸淫。而我们还在准备着随时出发,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我们想赶快到达那个地方,我们已经厌倦了一切流言和错误的出发命令,而且已经被持续的军事训练搞得精疲力竭。
上尉向我们保证,我们现在执行的警卫任务绝不仅仅是训练――伊拉克很可能已经派了特务潜伏到科威特,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趁联军正在计划对伊拉克采取地面进攻时,暗杀一名海军陆战队将军和几名他的副官。
但我们不相信这样的威胁。因为有一点,在战地指挥所周围2000码以内,没有其他的建筑物(敌人的狙击手可能会潜伏的地方)。周边的防御工事也被重兵把守,那里还配备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连。那些可怜的浑蛋如果想混进来,我们的狙击手发现后就会开枪射击,把他们撕成碎片――我们将朝着一堆人肉汉堡包开火。
我设想如果那些浑蛋真想袭击我们的长官,他们肯定会使用黎巴嫩人的方式:开着五吨的载重卡车,车里装满了炸药,然后将整个战地指挥所炸为灰烬。上级命令我们射杀任何闯进来的人。如果他们开着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朝着我们高速行驶,我们必须拼尽老命将车里的司机击毙。
开始执行警卫任务一周后,我们有幸领到了50口径的狙击步枪,并且用它进行射击训练。弗吉尼亚州匡恩提科的射击训练营一直在研究怎样将民用50口径半自动步枪改装为军用武器。这个研究他们已经进行好几年了。有传言说还有几年他们才能获得成功,但沙漠风暴行动加快了他们的研究进程。海军陆战队已经购买了20支50口径巴雷特式(Barrett)步枪。在沙漠里一个足有2000码长的射击场上,100多名全球最优秀的射手将试用这种武器。
上尉叫了四个狙击小组到警卫室去。他发给我们一张带坐标的地图,让我们带上足够一周吃的食品和饮用水,然后他去领了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我、约翰尼、特洛伊、迪克森、芳丹、柯姆斯、邓恩还有柯汉跳上
悍马汽车,向三角区域的腹地驶去。抵达目的地后,我们看见那地方就像一个吉卜赛人的营地。有40来辆悍马汽车乱七八糟地停放在那里。有些车上用防红外线的帐篷布盖着。有的用蓝色防雨帆布盖着,有的则什么也没盖。有几个人在那儿好像是在主持着在停车场上的野餐聚会。从海军陆战队各个部队来的狙击手聚集在这里,准备参加严格的狙击训练。我们想找到从自己部队来的其他狙击手,不过没找到,所以我们将自己的悍马汽车停在营部侦察小组(Battalion Recon team)的汽车旁边――11月份我们大家一起在海边进行过射击训练。
在海军陆战队里有一件很棒的事,就是没人要求你往军服上挂徽章。但是你可以看看陆军那帮家伙,即使在战场上你也可以从他的袖章和胸章上看到他出生入死的经历。而在海军陆战队里,每个人都戴着一样的帽子,不会戴那些傻瓜似的贝雷帽或是棒球帽。所以不管是一群陆战队队员也好,一帮狙击手也好,或是侦察班班长也好,看起来都一样,没有什么分别。我们穿着沙漠迷彩服,戴着丛林迷彩帽,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的军靴,但军靴上的区别也非常细微。因为我们的军靴都是通过快递邮件买的。
那些家伙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找着曾经和自己一起参加过训练的人,到处都发生着感人的久别重逢的场面。狙击手们分享着他们在不同学校接受训练时的故事:有参加过潜水培训学校的,有进入过空降培训学校的,还有在狙击手培训学校待过的。我没有在师级学校参加过狙击手培训。所以那些接受过师级学校培训的狙击手打心眼儿里觉得我只是个低等射手,是一头猪。我没觉得有什么,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是否是头猪,我做的工作和他们是一样的――我和他们一样从同样的距离射中同样的目标,运用同样的专业知识,使用同样的指南针和地图;一样可以风一般地迅速召集轰炸机和炮兵部队对敌人发起进攻,一样在恶劣的地形和天气中匍匐前进上千码。一样的等待,等待,再等待。我还知道我要与那些接受过师级训练的公猪般的锅盖头一样,已经准备好了要上战场。
和我同排的战友们早已散开去找自己的朋友闲聊了。只有我坐在
悍马汽车的后车厢里看小说《伊利亚特》。我很少和其他部队的人套近乎。有时候这让我的处境很尴尬,因为别人会以为我要么是个杰出的狙击手,要么就只是个浑蛋。但在其他狙击手和陆战队侦察员的圈子里,社交紊乱和失败并不出人意料。这样我就可以坐在后车厢,看一整天的书,不会冒犯到谁,也不会挑起什么事端。
一名侦察连的中士举行了一场摔跤比赛。在野营地的正中间,从陆战队各个部队来的狙击手们摔着跤并为同伴喝彩,沙子在大家的剧烈活动下被卷起,形成一场沙尘暴。我身边的锅盖头们全在打斗和摔跤,他们诅咒着战争,并互相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而我只管看着自己的书。
有两个在第一轮比赛中就败下阵来的锅盖头在互相安慰、总结经验。其中一个注意到了我,他走到车前,问我:“你他妈在看什么啊?”
“《伊利亚特》。”
他凑过来,我把书拿给他看。他瞄了一眼书的封面,对我说:“这可是大剂量的麻醉药哦,狙击手,很酷。”说完,就又和同伴比试去了。
对于狙击手来说,麻醉药指的是任何可以帮助他获得目标的事物。
正午时分,从匡恩提科来的教官们叫大家集合整队,开始进行50口径狙击步枪的训练。他们把步枪一字排开,放在一张张胶合板上,就像是一具具尸体触目惊心地摆放在那里。一名教官将一支步枪拆开,向大家讲解这种步枪的术语和性能。它呈亚光的黑色,比M40A1型步枪长几英寸。有手枪式握把,配备有舒适感的枪托、八边形枪管和形似捕鲸叉的三角消焰罩。整支步枪看上去确实很具有毁灭性,好像只要用它在战场上亮一亮就能造成严重的伤亡。是的,那狗杂种实在太致命了。我得意地涨红脸,笑了起来。
[在1991年1月,我并不知道巴雷特式50口径的狙击步枪将在美国成为颇具争议性的武器。也不知道在海湾战争后,游击队运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游击队是一个极端右翼组织,并由正式和非正式的武装团体所组成。这个反政府组织是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市(Waco,Texas)出现僵局之后于1993年成立的。――译者注与白人分离主义者会将它当做个人反抗这个专制国家的潜在力量。巴雷特会让总统的高级“防弹”轿车变为一堆废铁,使他演讲台周围的安全玻璃成为碎渣。那些总统候选人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地到处游说,因为杀手们可以使用巴雷特在一英里半以外准确地射中他们。义勇军会说着他们仰慕已久的狙击手们所说的名言――百发百中,再远都得死――还把这些话印在他们的T恤衫上。自从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大厦爆炸事件后,总有报道说当时开着满载炸药的卡车的司机蒂摩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身上就带着一支巴雷特式狙击步枪。得克萨斯州韦科市的大卫支派20世纪90年代初得克萨斯州的邪教教派,蒂摩西?麦克维参加了该教派。――译者注迫使美国烟酒枪炮管理局(ATF)和联邦调查局(FBI)不得不出动装甲运兵车以对付大卫支派里使用50口径狙击步枪的狙击手的射击。在菲尼克斯市(Phoenix),有个男人利用警方无法跟踪的网上发送邮件的方法,兜售“自制50口径狙击步枪”的工具,一年能挣50万美元。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亨利?维克斯曼(Henry Waxman)将成为巴雷特式步枪的坚决反对者。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使用这种步枪,能够射出可以穿过你的起居室以及你所在街区其他十所房屋起居室的子弹。
射击训练营给巴雷特步枪安装了与M40A1型步枪一样的瞄准镜,也就是十倍变焦率的远距离、高精确狙击镜(Unertl)。这一做法引起了一场争议,因为巴雷特式步枪需要的是可以与50口径狙击步枪子弹的弹道相适配的瞄准镜。而十倍变焦率的狙击镜是专为M40A1型步枪制造的。本来根据最初的设计,巴雷特步枪对点目标的最大有效射程应为2000码,但要是使用十倍变焦率的Unertl狙击镜,射程将减少到1600码。巴雷特式步枪的问题还不只在于它的瞄准镜。我们领到的可装五发子弹的弹夹既廉价又不结实,是用不合格的金属板制成的。也许在通常不错的天气条件下,供民间使用已经足够。他们可以戴着漂亮的射击手套,穿着夹克衫使用这样的巴雷特进行射击。但这种步枪要用于战场上可就远远不足了。子弹老卡在弹匣里,影响上膛和本应具有持续性和压制性的精确开火。我们不得不使用金属锉刀改装弹匣,以使其适应步枪的需要。这样做很让人厌烦,而且显得有点神经质。每支步枪肯定能值5000美元,而且匡恩提科的射击训练营还到国外以每个0.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弹匣。但我们抱怨的时候,教官让我们闭上臭嘴,说我们领到这样的武器真他妈的走运,他们从去年8月初开始就在拼命地工作,好让我们能得到这样的武器,说我们是在谱写射击技术的新篇章,我们会将50口径的狙击步枪融入到已有的武器装置中去。他们还告诉我们,我们将真正地开创射击技术的新纪元,会在1600码开外将那些全副武装的伊拉克士兵打得屁滚尿流。
但我真的很在意能不能将那些伊拉克人打得屁滚尿流?下午在进行100发射击训练时我这样问着自己。我可以在1600码以外准确地射中一个目标群,并用穿甲弹射穿坚硬的钢铁。这就是射击技术的魅力所在。同时,这也意味着死亡――战争在逼近,在蚕食着我们。在真正抠动扳机前需要多长时间呢?那个出现在我的狙击瞄准镜的十字刻线上呈四等分的人又是谁呢?谁又将瞄准我呢?
射击训练完毕后,教官招待我们吃了一顿热饭热菜,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数周甚至数月都没吃上热菜热饭了。我们受到如此的宠爱是有一些原因的,在三角区的人都可以受到这样的宠爱。他们不仅能吃到热菜热饭,还能得到可以装满整个
悍马汽车的点心,而且还是免费的。
主教官对我们说:“想要什么就拿什么,这是指挥官招待你们的。他为这种武器而感到很兴奋。”
他们推出一箱又一箱冰镇百事可乐。两名教官点燃了一堆篝火,因为太阳已经下山。而现在是1月份,在沙漠里,1月的夜晚是比较寒冷的。
我们分成四组,本来应该坐在温暖的火堆旁,愉快地谈论着巴雷特式步枪。但这个聚会很快就发展到可以让每个人发泄心中愤怒的地步。
有一名我认识的侦察连的陆战队队员变得异常活跃。他跳起来,将迷彩帽扔到我们这个组的教官身上,对那个教官吼道:“我想找回那该死的400码射程,如果你让我爬过他妈的肮脏的400码去靠近那些该死的阿拉伯武装部队,我他妈是要死的,好吧,操;好的,操我吧。我才不会爬那400码呢,你得给我个瞄准镜可以让我打中2000码以外的东西。”
柯汉说:“这狗屎武器可真重,还不算弹药的重量。我们以前还庆幸自己用不着担心部署的事儿呢。是不是咱们每个侦察狙击小组随时都得同时带着40口径和50口径的步枪。还得带上一杆M203步枪、一杆M16自动步枪、一把手枪和一套古怪的无线通信设备?老天啊,两个人带的武器都够消灭一个步枪连的了。但要这样可就没法行走了,因为那些狗屎实在太重了,我们会死在这片沙地里的。”
迪克森说:“我要把M16步枪交回军械库,还有我的手枪,那些无线电通信设备从来就不管用。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把只用了一天的通信设备就送回军用品商店啊?陆军部队已经在用卫星通信系统了,可我们还背着重15磅不起作用的无线电设备。实在不行,我就要用狼烟来报信号了。”
“我们不能像沙特人那样雇些零工来干重活。”一名侦察连的中士说,“我们上周刚训练了那些该死的沙特人。花了整整一天示范他们挖军事防卫坑。而那些狗杂种就在旁边看着,然后我们让他们连夜挖出同样的坑。等我们第二天早上去看,那些浑蛋已经开车跑到城里去了,只雇了十个临时工和几个朝鲜人替他们挖那些该死的坑!你能相信这样的狗屎事情吗?他们说:‘我们可不挖洞!’我让他们滚远点儿,然后我们就离开了,留下他们在那里。我想对他们说我只是希望在战争爆发前,他们能挖出一个比那个红海的海沟还要大的坑。在沙漠里的每个阿拉伯兔崽子只知道把美国他妈的军队扔在一边,自己吃东西去。这就是我们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你们这些白痴的浑蛋。”
那名教官打断他的话,说道:“嗨,绅士们,我们能不能谈谈步枪啊?这场战争只是美国人的战争,这样的认识已经不稀奇了。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教你们怎么用你们的新式玩具杀人,怎么让敌人的车辆瘫痪。顺便说一下,你们都知道自己不能使用50口径的武器直接射击人体目标,是吧?这是《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所以你们只能射击他们车辆里的汽缸,然后他们就会被炸飞。但不能将单个的卫兵或在观察站里召集轰炸机的几个观察士兵定为50口径步枪的目标,你只能拿着一支40口径的步枪靠近他们或是那个召集己方轰炸机的地方进行攻击。”
“我们不能用这玩意儿射人吗?操他妈的《日内瓦公约》。”一名从第五陆战旅来的狙击手骂道。
迪克森说:“如果你真想去操《日内瓦公约》,那咱们在莱文沃斯堡(Leavenworth)美国陆军参谋学院所在地,位于美国堪萨斯州。――译者注见吧,我也想去。听上去就像是要射杀一名修女或是医生。我们在哪儿可以找到这样的白痴?”
那名侦察连中士说:“第五陆战远征旅把陆战队里的每个蠢货都集合起来,然后送到他们第五旅的旅部去。所有的杂种和智障都被他们收罗了。他们都是同一个老妈生的,他们的老妈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森林里的某个地方,身上盖满了绿色的老树瘤。她拉出的是快餐盒,尿出的是柴油燃料!”
教官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我想谈的是巴雷特!你们觉得这武器怎么样?”
我说:“这武器棒极了,没有后坐力,感觉像是气体推进式步枪,有10英尺长的弹簧。可我不喜欢它的瞄准镜――我热爱40口径步枪的瞄准镜,只是不喜欢它被放到巴雷特身上,感觉不太搭配。我和那边的利普斯(Lips)一样,想要回那400码射程。”
“是的。如果指挥官真他妈那么疼爱我,那我那400码又到哪儿去了呢?”那个侦察连的陆战队队员问。
“我不在乎那400码,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需要它。老天,我都不知道这场战争是否需要我们。战争来得太快了,相比之下1600码真算不了什么。在越战中得打两周的仗才能射出1600码,而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得打整整一年。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在这儿只要五分钟就完成了。”
说话的是约翰尼。他说话时,每个人都会认真听。那些陌生的士兵整整看了他两分钟,才明白他给出的数据都是准确的。
约翰尼说话时谁也不看,只是时不时地看看天空,然后再将目光转回到自己身上。话说完后,他看着自己的手。然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因为他已经提出了大家都同意的观点――我们有可能会被淘汰。虽然巴雷特的使用使狙击手达到了沙漠战争的速度要求,但约翰尼让我们清醒了过来。
教官说:“听着,狙击手们,你们总是有用的,你们都明白这一点,我没有撒谎。战争将会他妈的非常迅速,但这不表示上校们不需要狙击手。你们这些狙击手好好享受这个夜晚吧,因为你们还要再训练四天,得射出四万发子弹。每天晚上我都会请你们吃热的食物,所以振作起来吧。好吗?狙击手们。记住,你们是战场上最具杀伤力的精神武器。”
我说:“战场上最具杀伤力的精神武器是原子弹,还有毒气。那些浑蛋有毒气,而我们没有,或者我们根本就不会用毒气。匡恩提科,告诉我,你是不是一天要吃三遍那种药片?”我从裤袋里摸出铝箔包着的药片。“我操,不是,你不用吃。六天后你就可以回到弗吉尼亚海滩,美滋滋地喝着朗姆酒,舒舒服服地操着你的老婆。他们连这药里有些什么成分都没对我们说。只在白鼠身上进行过试验,然后就说这药可能是神经毒气的解药!我操,是的,我要吃下这药。但一年后,我的肠子可就要跑出来跟我说话了!”
约翰尼一把将我推开,好像我是一个家庭重逢的聚会上喝醉酒的亲戚。他对我说:“嗨,斯沃夫,冷静点儿。我们除了自己的瞄准镜,什么也控制不了。”
在接下来的四天里,我们用巴雷特开枪射出了数万发子弹。约翰尼因为瞄准镜中间奇怪的交叉点和他厚厚的眼镜,还有他那古怪的视野,老是能打中1800码以外的东西,比其他每个站在射击线上的人都要射得远。正因为这样,再加上其他未知的原因,拨给第七陆战旅第二营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唯一一支巴雷特式步枪就交给了我和约翰尼。这就意味着我们除了要背其他装备,还得再背上更沉的东西,但我们也拥有了沙漠里最先进的武器。
胜利前夕行军中的震惊与感慨
友方炮弹、敌方尸体与孤单巡逻:胜利前夕行军中的震惊与感慨
胜利前夕行军中的震惊与感慨第二天早上,我们带领着营里其他部队,徒步前行在清扫雷区后的道路上。(在排除该道路上的地雷时,我方部队没有任何伤亡。)
我们营是今天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里四个到达科威特的特遣队之一。我们营的代号是“灰熊”特遣队,另外三个分别是“芋头”特遣队、“撕裂者”特遣队以及“熊爸爸”特遣队。“灰熊”和“芋头”分别为步兵部队和机车部队,这两个部队插在两翼,“灰熊”处在西边,“芋头”则在东边。“撕裂者”和“熊爸爸”均为机械化部队,便开往北边――“撕裂者”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机场,“熊爸爸”的则是布尔甘油田。
我们停止攻击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联军的鹞式战斗机(Harriers)向我们前方的敌军炮兵和步兵阵营投下了数枚炸弹,迫使对方在我们的攻击下显得更加不堪一击。电波里又传来信息说,
伊拉克大部分阵地本应该站满随时准备作战的步兵,可现在要么已经被废弃,要么只剩下了敌人的尸体,要不然就只有一个班的人存活了下来,并且愿意向我方投降。我们认为这是个大好的消息。
我们还认为,头顶上不时飞过的满载炸弹的鹞式战斗机和大炮射出的炮弹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消息。原地不动时,约翰尼让我们在地上挖出浅坑以便隐蔽。
我们这个狙击小组奉命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因为上士、上尉还有上校对我们带领部队前进是坚信不移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会首当其冲地成为炮弹的目标而被打中。柯汉比往常抱怨得更加厉害,他咒骂着天气的酷热,抱怨着那些恣意燃烧并且消失在空气中的石油。约翰医生管我们叫疯狂的锅盖头,挖苦我们,说我们将被插上呼吸管,呼出胸部伤口上的脏物,还要接受静脉治疗。戴特曼好像在说他想念自己的哈雷摩托车。马丁内斯说真希望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科波斯市(Corpus)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译者注。这时,就在我们头顶几英尺的地方,天空被横空飞来的炮弹撕裂开来,听上去就像是上千个闪电同时在空中雷霆。
柯汉大叫:“那他妈的是个什么?”
马丁内斯说:“我想是我们打中了他们那些该死的坦克。”
“趴下!”约翰尼叫道:“斯沃夫,观察一下。”
我从背包里拿出着弹点瞄准镜时,炮弹直接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当它们飞过的时候,伴随它们而来的一切声音、时间和空间似乎都被它们吸了进去。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在我们身后100码处爆炸了,上面的水陆两用运兵车也被炸开,绽放出一朵由500加仑的水形成的超大水花。另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也被击中了。
我观察到了现场画面。袭击我们的是一群M60A1型坦克,并且是友方部队的。
我冲约翰尼喊道:“是我们自己的坦克在袭击我们!”
他趴在地上,用我的瞄准镜看了看,然后叫道:“是‘撕裂者’特遣队!”
“撕裂者”特遣队的坦克群就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就算在2000米以外用肉眼他们也应该看出我们是自己人。和几天前遭受到的敌人大炮和
火箭的小型袭击不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人会持续进行攻击,直到对方整个部队以及周围的所有人员全部被铲除,才会停止下来。因为那就是海军陆战队作战的风格。我们正同自己人交战,我们不能还手。
我们确实已经闯进了一片一小时前还是敌人的工事的平地,但这并不能成为友方部队向我们开炮的理由。战争中的一小时就等于一生的时间。这个道理在增援部队里只有少数几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才能懂得。越来越多的炮弹从我们头顶飞过。
约翰尼通过无线电通信设备联系到“撕裂者”的参谋长,问他:你他妈的坦克部队以为自己往西南方向攻击的究竟是谁,是他妈的自己的部队!是他妈的友方部队!是我,你攻击的是我,是我的小组,是我们第二营,是该死的增援部队,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这些恶心的浑蛋!约翰尼在电话里不停地冲那可怜的家伙大吼,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了震惊与愤怒。因为他相信一切,包括狙击手在海军陆战队里的优越地位,相信这支小股作战部队的重要性。首先他信任海军陆战队,相信海军陆战队会照顾自己的人,更不会杀死自己的人。虽然他知道这是有区别的,可和我们其他的人一样,他还从没有经历过海军陆战队的坦克朝着自己人开炮,击中自己的增援部队这样残酷极端的事实。最奇怪的是,听到友方部队的炮弹咆哮着,发出刺耳的声音从头顶划过,看着炮弹将时间和空间一并带走,这种感觉比受到敌人的炮轰还要奇异,还要令人毛骨悚然,还要让人恐惧。因为敌人的炮火是有意义的,而友方部队的炮火却毫无意义――不管军事学院的教授们在幻灯片上显示出多少数字、多少统计资料,友方炮火还是他妈的炮火,而且没有一点意义,根本不能用数字来计算。
有消息称在友军胡乱开炮的坦克的攻击下,我们只有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我不相信,毫无疑问损失是惨重的:有三辆载重五吨的卡车和一辆悍马汽车被烧毁,受伤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车辆旁爬行蠕动。这场大屠杀就发生在我们后面100码的地方,可是离我们却像有10 000码的距离,有许多年那么遥远。我想跑回到那些车辆旁边,也变成一具死尸。可我不能,我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忘掉自己刚刚所看到的一切。少尉和中士们在士兵中间到处吼叫,让我们马上爬起来,继续朝前走。因为前方仍然有一场战争需要我们去打赢。
由于约翰尼运用无线电通信设备制止了一场友方攻击,他将会得到一枚青铜星勋章(Bronze Star)在美军部队里专门授予英勇作战者。――译者注。有时候我想,因为我喊过:告诉那些狗杂种,约翰尼,告诉那些狗杂种,他们刚刚打中了我们的水陆两用运兵车,谋杀了自己人。所以,我也应该得到奖励。但那样我的胸口上就会挂上过多的奖章,可所有奖章的分量都比不上飘浮在海市蜃楼里的几个死亡阴影的重量。
由于投降的伊拉克士兵过多,堵塞了我们在布雷区里前行的道路,攻击计划被推迟了几个小时。通过无线电设备,我们听到偶尔会有伊拉克的坦克班作出错误的决定,选择战斗而不是向我们投降。部分坦克战斗持续了还不到五分钟,而这几分钟主要是用于让海军陆战队的火炮手观察阵地,瞄准目标,然后发起地狱般的攻击。
我们“灰熊”特遣队继续步行前进,伸展成两条两英里长的步兵纵队。我们觉得自己被赤裸裸地暴露着,感受到孤独,甚至是没有任何价值。战争迷雾(Fog of War)战争迷雾是指在战争中由于对敌人情报不清楚,从而无法确认除友军所在地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敌人的分布及活动情况。――译者注并非一场雾,而是一次震撼人心的旅途。投降的敌人以及他们的兄弟们由于缺乏训练和没有装备先进的武器却决定跟我们作战,因而死于疆场,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美妙的快感。流传在纵队里的消息说,很快我们也要接触战斗了。在我们前方两三公里处,我们将遭遇敌人步兵部队的顽强抵抗。最终我们将让自己的步枪吐出腥红的火舌,使用刺刀进行肉搏,直到有人战死。
偶尔会有炮弹落在两个纵队之间。但由于敌人的炮火攻击向来都享有不准确的美誉,我们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比起被他们的炮火准确击中的概率,你自己撞上一枚炮弹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我们不仅拥有先进的装备,似乎还有不错的战斗运气。这种运气就是一种抽象的货币,你不能用它来交换什么,也不能偷走它,可是如果你不小心,不心存感激之情的话,你就有可能失去它。
不过那些没有瞄准的炮弹里很可能装有化学武器,所以上面命令我们穿上MOPP二级防护衣。这种级别的防护衣穿起来比较随意,并且不需要戴防毒面罩,也不需要穿防护靴。我们本应在发动地面进攻前拿到自己的沙漠迷彩防护装备,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穿着二级防护衣走在沙漠上,乍一看就像是一片移动的桑树林。我想象一个敌方观察员在召集不准确的炮弹袭击前,很可能会被如此胆大妄为而且很蹩脚的迷彩服展示搞得瞠目结舌。
我们穿着防护衣继续前进着。防护衣没有拉上拉链,这样可以驱散一点热量,但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流汗,流汗,直到精疲力竭。
在我的背包里,或是挂在我背包上,或是在我手里,有一双备用军靴、一套备用制服、6个盒饭、6夸脱水、一杆拆开的M16步枪、一把9mm手枪、一支M40A1狙击步枪、100发狙击步枪双尖子弹、39发9mm手枪子弹、500发M16自动步枪子弹、4枚M67式手雷、2枚烟雾弹、3枚绿色集束散弹、2套备用防毒面罩过滤器,地图和巡逻手册放在地图盒里,一个指南针,还有一套全球定位系统装置。除此之外,我的屁股上还挂着防毒面罩。有时候,我感觉这一整套装备像有100磅,有的时候又只有50磅。到底有多少磅,这得由我们需要前进多远的距离以及“防毒气攻击”警报被提出多少次来决定。
我们没法再坐上运兵车,所以还得徒步走上20英里。一路上我们见到的唯一的敌人就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伊拉克士兵,现在他们都被圈在了蛇腹形铁丝网里。他们死去的朋友倒在战壕里和烧毁的汽车里,这些人本来可以投降,或是可能已经投降了。但在规劝敌方退兵,或者向敌方劝降之前,你必须先要证明你的神勇,证明你拥有使每个人都为之震慑的威力。而你证明自己力量的方法就是摧毁武器、设备以及人类。我从没见过如此强大的毁灭,整个场面真实得让人不敢相信:每走过100英尺,就有50英尺的道路上全是炸毁烧焦的敌人的汽车,这些汽车散落在未完成的路面上,车内车外全是死尸。成百上千的汽车随处可见,汽车的里外及周围全是死尸。有两个被烧焦的男人,其中一个两只手臂都已经不翼而飞,也许他们临死的那一刻还在梦想着自己可以回到巴格达,与家人聚在一起快乐地进行着野餐;那个被压扁在翻个的T62主战坦克下面的男人,他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跑出来,偏偏找了个他妈的沙漠里最倒霉的地方停下脚步,正好在坦克就要倒下的地方站住了;还有那一具只剩下半个头颅、弥漫着蛆虫气味的尸体,是一名参谋,他千辛万苦从科威特城跑到这儿来,是为了监视并且指挥整个部队的行动,鼓舞士兵的士气,给他们以最大的精神支持,为他们乞讨福音。
我想,这就是战争。我正在见证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曾经目睹过的历史――那就是美国军队的轰炸带来的史诗性的结局,也就是美国军队的威力。我的军靴上沾满了泥污,我是数千名将要在今天走过这个山谷的人类中的一个。我是历史的缔造者,不管我活着还是死去,美利坚合众国都会赢得这场战争。我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会赢得它所打的每一场战争,会打败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殖民主义还未过时,我敢肯定我们的国家会占领整个中东地区,不仅是为了保护石油,还要将所有的石油储备据为己有:我们来是宣布你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掌控权,感谢你们的合作,稍后将告知详情。
我们的背包很重,装满了各种设备和弹药,更承载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我们每走一步,背上的负担就加重一分。
石油大火向北滚滚而去,天空呈现出一片死灰色。我们前进,再前进。用面无表情的、吃惊的脸相互看着对方。这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吗?我应该怎么向我的母亲交代?
特洛伊对我说:“我为那些可怜的浑蛋感到难过,他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我们停下来喝水。在我后面几英尺的地方,一辆炸毁的吉普车瘫痪在公路上。有一具尸体直挺挺地坐靠在车胎上,面色凝重,似乎是在冷眼旁观着这场灾难。死尸的脸上带着和我们一样的疑问――刚刚发生了些什么?炸弹,炸弹,巨大的炸弹,还有小型的炸弹,它们全都满载着炸药,势必要将你置于死地!吉普车的两旁,是更多的尸体。有两具尸体离我们很近,还有一具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全都面朝下趴着,好像死前想要拼命地跑开,躲过炮弹的索命――好像使劲猛跑就可以获救。尸体的背部都已烧焦,开始腐烂,下半身埋在沙子里。风把沙子一层一层地吹到尸体上,堆起了像蛋糕一样的沙丘。我在想那些死人的下半身是否还能动弹,它们被埋在幻境里,是不是并没意识到暴露在地面上的死亡。也许这些男人在死前不停地尖叫着,钻进了沙子里,半死不活地期待着有人能听见他们的呐喊。他们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想叫我们快跑,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想,在A10攻击机或A6攻击机投下炸弹前,这些男人肯定在尖叫。不过也有可能他们正前往科威特城去补充物资,而且已经是晚上,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向他们投弹的飞机。也许其中一个人正在给其他人讲着肮脏的笑话,或是重述他听到的关于他们少校老婆的流言飞语。但他们肯定大声尖叫过,现在我都还能听见他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我们继续往前走。科蒂斯制造了一点小麻烦。他在抱怨,问我们还要多远才能够走到,问是不是都已经结束了,那些运兵车都到哪儿去了?他还不明白,这是一场战争,并不是新兵训练营。作为一名新兵,你可以抱怨脚上磨起了水泡,偶尔还可以向中士说明,虽然你是个一文不值的爱装病的家伙,并且这次还需要运兵车载着你走完剩下的路程,可你仍然愿意参加下一次的行军。我很想对科蒂斯说:“这也许就是你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军,因为你的死期可能已经不远。难道你不想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一次漫长的行军,让我们大家都为你能克服困难而感到骄傲吗?”但我知道这种反向逻辑很轻易地就会被科蒂斯所利用,而且可能已经被他利用了。因为他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行军了,可能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没命。所以为什么不要求一辆运兵车呢?我宁愿坐着车去迎接死亡,也不愿被迫走到那儿去。”如果在下一次停下来喝水休息时,科蒂斯坐下后拒绝再前行,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我全身酸痛,感到两只脚火烧火燎的。我的脚不会起水泡,好像它们是专为了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而生的,所以我的脚从来就不起水泡;我曾经一口气走了40英里,也没有起过水泡。但现在我的两个肩膀就像是起了火一般。大腿根处全是汗水,已经被磨破,开始出血。我能感觉到沙子已经粘到了伤口上,膝盖也十分肿痛,整个人从背部到脚趾都疼痛难忍。但我不会停下来,除非有人让我这样做。那支狙击步枪足有14磅重,沉甸甸地在我的手心里。我想到了背包里拆开的M16步枪,它也有7.78磅重。然后我又在脑海里清点了一下我所有的装备,确定背包里的每样东西都绝对是必需的。一路上,有的锅盖头把一双双军靴、袜子和一套套制服,还有他们先前没有按照命令扔掉的黄色杂志,从背包里扔出来。另外有人扔掉了一个汽油炉子,还有人丢掉了一个剃须刀具袋。要是它不能救你的命,那就尽管扔吧。
随后,我们停下来吃东西以补充体力。我吃着饭盒里的粉末状巧克力和脱水的鸭梨,把里面的主食
意大利空心面给了戴特曼,然后把饼干放进裤袋里,将它们留到下次我需要补充盐分时再吃。我们都有轻微的拉肚子的症状,我翻过一个沙丘,准备一个人在那儿拉屎。
沙丘的另一边,死尸和报废的车辆散落了一地。风呼呼地吹来,我想这是昨晚在此停留的某个伊拉克部队的残骸。有十二辆汽车――其中八辆是运兵车,四辆是补给车――围成了一圈。士兵们围在火堆周围死去。这堆火肯定是他们今天早上,或是昨晚升起的。不知道他们临死前都在吃着什么,这让我很不安。我正在战争博物馆里参观一个个作品,但没有博物馆管理员来给我做向导。没有讲解员向我说明每件作品的来历,也没有作品捐献人的名字刻在大理石上,很明显捐献人不想留名于人间。
汽车围成的圆圈两旁,各有一个巨型的弹坑,看起来像是打在一大块黏土里的一个拳头印。卡车的驾驶室里有几具死尸。运兵车的后车厢门敞开着,车厢里的尸体一具具重叠在一起,堆成了一座小山。火堆周围的男人都弯腰前倾着,坐在钢制的大号弹药箱上死去。尸体都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腐烂得很厉害。风吹过沙丘时,我能闻到,并且能闻到一股又一股死尸的臭味,就好像是我嘴里被塞进了潮湿腐烂的寄生虫。我一阵反胃,肚里的东西全倒流回嘴里。吐出去前,我使劲舔食着它们,好像这样就可以掩盖那些死人恶心的气味。我走到火堆旁,那里有一个空的弹药箱,箱子旁边倒着一具死尸。我从裤袋里拿出饼干,将嘴里的东西全都吐在了火堆里。然后,我和那些死人一起坐在火堆旁。我掰开饼干,将饼干放到身旁,手里捏着它,这样我就几乎忘掉了死亡的沉闷味道。那堆火看上去好像是许多天以前点燃的,火堆上铺满了沙子,迎风摇曳着。六个锡做的咖啡杯端坐在火堆里。那些士兵的军靴已经燃到了脚跟处。我右边那个人没有了脑袋;左边那个的脑袋吊在两腿之间,双臂在两边晃动着,就像是战败国被烧坏的旗帜。尸体上布满了蛆虫。虽然我分辨不出他们的头衔,可我能猜测出我对面的那个男人是这个部队的指挥官。炸弹降落前,他正坐在最中间下达巡逻任务的命令。他对自己的手下说:明天我们要杀掉那些美国佬。
此刻说什么都是愚蠢的,但我想这样做。我想问那些死人,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身份识别码是多少,并告诉他们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他们肯定也有问题要问我,但生与死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无法逾越。我可以弯下腰,闭上双眼,尝试着加入到这些人牢固的死亡圆圈里。但我还不可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不能闭上眼睛。
我身边的沙子冒着余烟,被熏得漆黑。我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海市蜃楼,死去的伊拉克士兵就是我的同伴。可如此多的死亡的存在提醒着我,告诉我自己还活着。不管在北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我都还活着。我明白我可能不会再这样生气勃勃。我能看见一切,却又什么都看不清――和死人在一起的这一刻让我不枉此生,让我那总是不确定的未来,从此有了价值。
沙丘那边传来让我们回到公路上的命令,我听见有人只用两个音节叫到了我的名字。先是特洛伊,再来是约翰尼,然后又是特洛伊。我把饼干扔进灰色的火坑里。想说点什么,可什么都说不出来。我闻到了体内的可可粉和干梨子往外呕的臭气。
然后我走到沙丘的另一边,回到了排里。
我们继续前进。直到夜幕降临,才在有油井燃烧的约200码以内的地方开始了我们战斗中的宿营。火苗喷出100英尺,直射天空中,好像是燃烧的手臂在触摸冷漠的神灵。我们还听见大火燃烧的声音,像是灭绝了的野兽想要重回人世的怒吼的回音。我们感觉到燃烧散发出的热量,然后开始挖自己那倾斜的防护掩体――那是些浅浅的像坟墓一样的坑洞,能够有效地抵御小型武器与炮弹的袭击。
柯汉被这些大火与不时落下的石油雨点搞得尤其恼怒。他问约翰尼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雨披搭个披棚之类的玩意儿,或者他可不可以睡在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下面。这两个要求都被约翰尼拒绝了。于是柯汉开始大叫。他想发言,可他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唧唧喳喳地说着不知所云的话,简直毫无意义。
柯汉是个大块头。而约翰尼的块头比较小,甚至显得很斯文。可这时约翰尼抓住柯汉的肩膀,使劲地摇晃着他,冲他叫道:“给我醒醒,柯汉,回到我身边来,回到我们中间来。这就是战争,宝贝,这就是你的战争。”
柯汉大笑,说:“该死的,你知道我到这儿来就为了打仗,我只想摆脱这该死的石油。”说完,他瘫倒在沙子上。我把自己的雨披披在他身上。然后替他挖出浅浅的防护坑,劝他躺进去。
整个晚上,油井大火都在燃烧着,呜咽着。石油的雨点打下来,有人大叫了两三次有毒气。最后我戴着防毒面罩睡着了。这是个死亡的好办法,可我还没死。
第二天一大早我醒来时,防毒面罩还罩在脸上。我扯下面罩。虽然大火烧了一个晚上,可是清晨的空气还是那么清新,那么凉爽地吹拂在我的脸上。由于面罩里的湿气可能已经污染了过滤器,所以我换了一套新的过滤器。
我和约翰尼被派到F连,去参加第七远征旅第三营进攻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飞机场的行动。我们营里其余的人要与卡车或运兵车会合,并乘车加入正在进行的攻击行动。我和约翰尼与F连的人一起坐着载重五吨的卡车前往目的地。那些普通士兵不会喜欢我们,他们也确实不喜欢我们。G连的那位中士向我们表达出来的好意已经成为许多天以前的历史。我们俩跳上卡车。那些普通兵用怀疑与轻蔑的目光盯着我们的步枪,他们不相信我们的武器和我们受到过的训练比他们的更优越。我认为他们的武器相当肮脏,他们自己也很肮脏,当然,我自己也很肮脏,可我的武器是洁净的,并且我也没有办法看到肮脏的自己。
我怀念乘坐载重五吨大卡车的时光。自从加入侦察与目标捕获排以后,我就再也没坐过,因为我们有悍马汽车。坐在庞大笨重的卡车上,我们可以在沙漠中得到更广阔的视野。并且昨天站在地上看到了大毁灭的情景,而现在在我面前呈现出一个360度的景观。死亡马上变得到处都是。运兵车和坦克的躯壳燃烧着,火苗从车里蹿出来,挑衅着那些死去的人。尸体散落在沙漠上,好像之前有一大群人聚在一起,高举拳头宣誓,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坐在卡车上的每个人都能看见同样的景象。但我们没有相互说任何的话。好像我们想要自己回味这个大屠杀的场面。
坐在卡车上以作战部队为单位向飞机场进发时,我们偶尔会经过战俘拘留区。这些拘留区只不过是蛇腹形铁丝网围成的周长为几百英尺的圆圈。圆圈中间是一群投降的士兵,大拇指上被铐上了塑料手铐。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手执M16自动步枪在圆圈周围巡逻。当我们驶近铁丝网时,我甚至可以看见那些战俘的脸。他们看着我们,冲我们微笑。有时候当一名战俘得到妥善处理时,会出现令人尴尬的感激场面。被抓的人会跪倒在曾经是敌人的看守面前,哭着抱紧看守的两条腿。我想这样的表演有真情流露的成分,也有装模作样的成分。那些投降的士兵为自己还能活下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且非常聪明地用苦苦哀求来取悦他们残忍的、可能会要人命的看守。
投降比接受投降要容易得多。那些投降的士兵盲目地相信他们所投诚的士兵和军队的善良与公正,所以才会投降。他们是忠诚的,他们的信念多少是简单的。而接受投降的士兵却必须遵守公正的规则。这不仅需要有坚定的信念,还需要有艰苦的付出与严明的纪律。
比起现在这些活着的,用力地摇晃着劝降宣传手册,并且微笑着等候发落的士兵,我对昨天目睹的死去的
伊拉克士兵给予了更多的怜悯。这些活着的士兵投降前还是我的敌人,而死去的已经死去。在投降的前一刻,这些被囚禁的男人还试图想杀了我。所以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可能会吃到我的枪子儿。而那些死去的男人在几天前、几周前,或至少是几小时前就已经无法杀死我,所以我用不着亲自射杀他们。过去当我考虑到自己的敌人时,我会把他们看做和我一样的男人,同样陷进了他们自己制造的陷阱中。可现在,我看到他们还活着,仍然在呼吸。我与他们近在咫尺,看着他们微笑着乞求,想与我成为朋友,这就是我的朋友,可是我现在正准备去杀死他们的战友。我不在乎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安危,不在乎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能力。敌人被困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在这个困境里,只要他们不在我的步枪射程以内,或是不忙着来送死,我就会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当做和我一样的不幸者。但只要我看见他们还活着,我就想将我多年来所受的训练,所忍受的折磨,全都付诸他们身上。我想做出过去几年里学到的一些卑鄙的行为,比如在1000码以外,抠动扳机杀掉他们,或是用我那锋利的刺刀挖出他们的心脏。
我们在距飞机场还有两公里的地方跳下车。负责指挥我们的少尉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狙击手,所以约翰尼向他提出了建议。这是个常出现的问题――普通士兵的长官明白狙击手可能会在战场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可他们应该怎样才能让狙击手和那支神奇的狙击步枪发挥应有的作用呢?少尉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首先他必须决定怎样部署他自己的普通士兵。我和约翰尼只想离那些普通兵越远越好,普通兵在战场上会变得十分焦虑,并且会像坦克兵一样杀掉不该杀的人。约翰尼指着附近的一个沙丘,对少尉说我们俩会埋伏在那里,并且告诉他我们的无线电频率和联系代号。
少尉问道:“上士,那你们又做什么呢?”
约翰尼回答道:“长官,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会召集轰炸机和炮兵参与这次行动。只要我们观察到任何敌人的动向,就会立即通知你。我们要消灭所有潜在的目标,长官,我们会在关键时刻拯救你。”
然后,我们同两名工兵一起坐着
悍马汽车靠近那座沙丘。他们在车厢里放了足够炸出一个有圣地麦加城(Mecca)那么大的洞的C4炸药C4,一种多样、专门爆破的军事可塑性炸药。――译者注。两个工兵为自己在布雷区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确实也有资格为自己感到自豪:他们准备要炸出一条直通巴格达的道路。开车的那名工兵已经在他的合成纤维头盔的背面写下了这样的誓言:战斗工程兵会把你给炸疯。
我和约翰尼一起挖了一个浅浅的掩体――下午我们就隐蔽在里面。敌人机场的指挥塔是我们感兴趣的主要目标。我估算出指挥塔离我们有800码。约翰尼同意这个数据。估算距离的本事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你可以给一个陆战队队员指出一个目标,然后告诉他那目标离他有500码的距离。可是除非他自己能感觉出那确实有500码,不然就算他相信你说的是对的,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得出那个数据的。他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会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不过在我看来,像是5000码,又像只有50码。”他可以一整天都盯着那个目标,却仍然搞不懂该怎么估算。而对另一个陆战队队员来说,你可以告诉他距离为500码。然后他会说:“我知道。”这个陆战队队员才是你想要他陪伴在你左右的人,因为他对距离远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
我们在掩体里准备好武器。约翰尼的前面是那支50口径的巴雷特式狙击步枪,我的前面是一杆M40A1型步枪。巴特雷可真他妈的沉,昨天约翰尼还扛着它,辛辛苦苦地走过了20英里。所以我希望约翰尼能用它朝敌人开枪,作为他辛勤劳作的回报。我们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些普通士兵。我们在敌军飞机场的东北方向,等待着战斗打响。风已经转向,所以整个地区上方都布满了从熊熊燃烧的油田那儿吹来的滚滚浓烟,天空一片漆黑。有时候天空会变成稍微清晰的棕色,却给我们呈现出一幅毁灭性的画面,让我们看到飞行跑道上坑坑洼洼的弹坑和瘫痪的汽车,以及一具具死尸。F连的普通士兵们在我们的南边挖出临时战壕。偶然传来的电波信息让我们得知,在我们的西北方向,海军陆战队其他几支特遣队正同敌人进行坦克大战,偶尔还会同敌人的步兵进行火拼。
我军有一个侦察排在基地的南边,远征旅第三营穿插在东边。飞机场里的
伊拉克部队偶尔会发射出炮弹,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打不中目标。有人叫了两次“毒气”警报,我们立即戴上防毒面罩。不过现在戴防毒面罩已经成了例行公事,而不是救命的必需。我知道,用不了几分钟,就有人会宣布一切安全。我在想每次发出“毒气”警报的是不是同一个家伙,他不停地叫“毒气”,是不是只为了寻乐打趣儿。
敌方士兵正在转移到飞行指挥塔里去。这时他们的两名指挥官开始争执起来,他们指着对方的脸,示意对方是敌军,即我们的部队。我敢肯定其中有一个打算与我们作殊死搏斗,然后英勇牺牲。而另一个却不想负隅顽抗,也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去。他们俩开始扭打起来,一旁的士兵立即上前拉开了他们。
我请示允许我开枪射击。指挥塔里的敌军是最完美的目标。塔上的窗户全都已经被炸飞,那些士兵都直挺挺地站在里面。我知道自己可以直接击中其中一个人的脑袋,约翰尼已经给出了射击需要的准确信息,并且他认为我可以连续射中两个人:一个是那个想继续作战的指挥官,另一个是他手下的一名少尉。他认为只要我除掉了那个指挥官,塔里的其他敌军都会投降,并且那个指挥官手下的其他人都会投降,有可能还是基地里的整个防守部队。
这时无线电通信设备里传来F连上尉的声音,不许开枪,塞拉探戈一号――信号中断。不允许开枪射击――信号中断。如果他们身边的同伙――信号中断――被子弹射中头部――信号中断――他们不会投降,收到请回答。
我回答说,收到,收到。其实我想说,操你的,长官,收到。
我知道上尉的反对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是你坐在那座塔里,而你身边的人脑袋上突然被射出一个鲜血淋漓的大洞,而这个伤口正好会成为你把背包里投降的白旗和劝降的宣传手册扔掉的动力。
但我不得不认为,某些指挥官,而且还是连级指挥官,他们并不想让我们参与作战。因为他们明白,两个手执着两支全世界最厉害的步枪,并且带有几百发子弹的狙击手,将迅速给敌人造成严重的、毁灭性的灾难,使整个基地的敌人在短时间内投降。可上尉们需要打仗,他们肯定知道,一旦让我们上场,他们露脸的机会就会微乎其微。他们和我们一样急切地盼望着能与敌人干上一仗。同样,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想发生战争。但战争已经开始,所以当你是一名上尉,指挥着一整连的人马,但是两名狙击手却想轻轻松松地发射几枪解决问题,结束一天的战斗,你当然要对他们说不。因为你是个上尉,手里掌握着一个步兵连的兵力,你需要在自己的《军事生涯史》里写上辉煌的一笔。
两个工兵在飞机场东边的铁丝网上炸开了两个缺口。石油燃烧的烟雾越来越浓,虽然还只是下午五点,天空却如午夜般的漆黑。步兵攻击连冲进了飞机场。我们在一旁观战,看着那些普通士兵像骡子一样向前移动,看着空中的浓烟,听着通信设备里传来的被干扰的信号。越来越多的
火箭与炮弹朝步兵部队飞去,那声音听上去好像是几个普通士兵互相射中了对方,好像是一个火力小组绕进了一座建筑物的角落里,朝自己的同伴开了枪。因为烟雾太浓,他们看不清楚,无法听出正在向前移动的是他们自己排里的人。又有人喊出了“毒气”警报,我们再次戴上防毒面罩,不过我们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毒气的攻击。
离我们最近的铁丝网边出现了一个排的伊拉克士兵。他们正摇晃着白色毛巾,冲我们的人微笑。那里没有人来接受他们的投降。这些士兵便自己冲出了铁丝网,好像是一群足球流氓从一场足球比赛的现场冲出来。可这些男人身后没有足球比赛,也没有他们想要寻找的东西。所以他们坐下来,在沙子里尽情地舒展。似乎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现在正在度假。
好几个小时都没有人与我和约翰尼联系。进攻空军基地的行动继续进行着。冲出铁丝网投降的那一排伊拉克士兵还在那儿。有些人在悠闲地抽着烟,吃着罐头食品。因为我为自己被遗忘、被忽视而感到十分生气,非常沮丧,所以我对约翰尼说我想开枪射死其中一个。我用了半个小时让步枪瞄准镜上的十字瞄准线从一颗脑袋跳到另一颗脑袋,冲着那些伊拉克士兵大喊:乒,乒,你他妈是个死了的伊拉克佬。
然后,我们从电波里听到撤退的命令。迫击炮部队已经被召集来增援其他部队。又过了几个小时,进攻结束了。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个观众。
我们营里和排里的其他人在当晚十点抵达了安全的飞机场。油井大火的火势已经减小,能见度提高。我们的夜视设备也派不上用场了。指挥官们已经聪明地认识到,看不清东西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是无法进行战斗的,或者他们会找错作战的对象,和自己的人打起来。而且这种事发生得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在自己人和敌军不时发起的炮火袭击中睡着了。夜里又传来了更多的“毒气”警报。第一次传来警报时,真正令人刺激的事儿发生了。当时,科蒂斯那个狙击小组正在他们的
悍马汽车里玩扑克牌。科蒂斯找不着自己的防毒面罩,于是他从车里跳起来,绕着圈来回奔跑,尖叫着说他就要死了。我们让他别再跑下去,并且停止尖叫,尤其是不要乱吸气,那样他就可以和别人共用一个面罩,直到大家找到他自己的面罩为止。最后,迪克森抓住了他,硬是把自己的防毒面罩戴在了科蒂斯脸上。不这样做是没法让科蒂斯安静下来的。威尔蒂找到了科蒂斯的面罩,面罩掉到了车厢里,就在科蒂斯玩扑克时坐的位置前面。也许科蒂斯已经做了好些天的噩梦,在梦游的时候把防毒面罩戴了又取,取了又戴。所以突然被吵醒时,被最近的这一次“毒气”警报给吓了一大跳,被搞得不知所措。他曾多次在训练以及站岗时都睡着过,所以没道理他不会把战争也睡过去。
整个晚上一直传来“毒气”警报。因为我们找不到更好的事儿做,所以我们只好不断地戴上并取下防毒面罩。
虽然我们已经打败了敌人,或是准许他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投降,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科威特城。指挥官们认为攻打这座城市的战斗将是漫长而残酷的。长时间的巷战会造成数千名士兵伤亡,导致亲人们巨大的悲痛,让美国国内无数的女人沦为寡妇与悲伤的母亲。
在飞机场宿营的第二天早上,我和约翰尼便坐着悍马汽车被派到一个掩体里。我们的位置是在飞机场(以及营里其他人)以北20公里的一个纵向狭隘地带里,在布尔甘油田往西10公里处。在我们南边10公里处部署着另一个狙击小组。我们的任务是召集火力攻击我们所在区域的敌军装甲或步兵部队,并且利用合适的机会狙击敌军的长官。我们花了整整一天才收到全战区频率。从电波里,我们听到锅盖头们和陆军部队的士兵们正在其他不同的地区同敌人展开小规模作战。大多数交战要么发生在装甲部队之间,要么就是空军对装甲部队,或是我军的炮兵和轰炸机向偶尔还在顽固抵抗的敌军步兵部队投下了炸弹。我和约翰尼讨论是什么让那些
伊拉克士兵继续战斗下去。最后两人都认为也许他们同样具备了让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一切事物――自豪、英勇、愚蠢、恐惧。我们俩闲聊了一整天,听着无线电通信设备里传来的各处战斗打响的消息,观察着美军部队越过沙漠里几小时前还掌握在伊拉克军队手中的大片区域。我们想战争快要结束了,我们坐在那里,看着,听着。当我们偶尔停顿下来,四周一片安静时,我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勇敢、自豪又愚蠢的男人。我只是个幸运的男人。还是个男孩儿的时候就出现在战争里,接受过足够的训练可以让自己超越战斗,有足够的判断力可以让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因为这是一场需要我去作战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我要打赢或是打败的战争。我知道胜利的果实不会掉到我跟前来,在战场上,对于奋力战斗的士兵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奖励可言――胜利只会在首都华盛顿、利雅得、休斯顿、曼哈顿、纽约125号南大街(south of 125th Street)以及科威特城这样的地方开花结果。
而战士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纪念品――奖章、勋表、军功章、晋级、战斗津贴、免税、到空降学校学习的委派令――这些全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和油烟的价值差不多。
我和约翰尼听着电波里嗡嗡叫着的关于战争的声讯,直到我们的电池全被耗尽为止。
我们本应该在第二天早上坐着悍马汽车离开,可车子根本就没来。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徒步前往应该是营部新设的指挥所的地方。我们为护送组没有来接我们而感到费解。就在我们确认营部里已经发生了一场血腥屠杀时,敌军的一个坦克班出现在地平线上。我们跪在沙子里,对方向北缓慢移动着。此时除了静观其变,我们什么也不敢做。
我想象出一种可能出现的恐怖场面――当我们在空旷的沙漠上轮流睡觉或站岗时,敌军投降部队倒戈,对我们的部队实施了残忍的屠杀。等我和约翰尼赶回去时,看到的将只是大面积的死亡,而我们俩就成了一千号人的军营里仅仅幸存的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现在还有谁能够高举着营里的战旗?约翰尼露出害怕的神情。几个晚上前,当我们在沙丘上爬行,准备与那些朝我们发射
火箭的敌人交战时,他也露出过同样的表情。
他对我说:“斯沃夫,我可不喜欢这样。我从没有错过来接我的车子,邓恩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一定会跑出来,用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把我们扛回去。”
“也许他们把地图和指南针交给了科蒂斯。”
“就算是科蒂斯也能够找到咱们,快到了,把枪上好膛,准备战斗。咱们倒要看看到底是他妈怎么一回事。”
约翰尼组装好他的M203榴弹发射器,我准备好M16步枪,我们都用背带把狙击步枪牢牢地系在身上。
我们采用作战前进模式向假设的营部所在地的坐标方位进发。两个人只用手势进行交流――停止,向右看,减速,加速,向右移动,向左移动,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又一次处在枪口之下,又一次失去了后援。就像两只柔弱的、没有价值的山雀在狂风中抖动着翅膀,独自飘荡在这片宽广的、黑暗的大地上。我想象着营里的场景,想象所有的战友肯定已经死去,或者还在垂死挣扎之中。我想象着我和约翰尼即将得到的模糊称号,我们将是最后举起军旗的人:海军陆战队第七远征旅第二营的人全都牺牲了。把这个噩耗报告给指挥官吧。发生了如此暴行后,我们的部队将被解散,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将被禁止提起我们这个全是幽灵的第二营。
我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走完到营部宿营地最后的200米距离。十点钟时,他们应该已经在赶赴下一场战役的途中,或至少已经打了行装,准备转移。但我们在巡逻的途中没有碰到他们。我们再也不会遇见他们了。我们俩把背包和狙击步枪扔到沙丘底下,趴在地上往沙丘顶上爬。在我眼前的只有沙子与天空,还有油田大火的烟雾。但比我几周前看到的烟雾显得更蓝一些。沙子暖暖地粘在我身上。约翰尼突然停下,在榴弹发射器的后膛里上了一颗手榴弹。我准备结束这次巡逻。我的手指还放在扳机上,汗水流下来,淌在了扳机上面。
只差一步就可以爬到沙丘顶上了。这时我们听见了音乐和欢呼声。约翰尼认为这肯定是个骗局,是个精心设计的圈套。我们接着慢慢地往上爬,心里面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要搞个突袭,或是亲眼目睹一场大洗劫后的惨象。我们爬到沙丘顶上,看到了这样的场面:海军陆战队第七远征旅第二营后勤保障连的人表现得就像是已经获得了自由。士兵们赤身裸体躺在睡垫上,沐浴在穿过灰色的烟雾射进来的阳光之中。大家的武器、背包和制服全都散落在营地周围。有两个人在互投着橄榄球。有人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着扑克,临时牌桌周围站满了下赌注的人,每打完一圈后,输了钱的人都会不甘心地大声嚷嚷。营地旁边的金属栏杆上还挂着两个防毒面罩,刚好正对着我和约翰尼――啊,多么像恐怖却又神秘的死人头骨!
我和约翰尼坐在沙丘顶上,看着连里生龙活虎的战友们。就在两天前、两小时前、两分钟前,他们已经在我们疯狂危险的幻想中死去了。我们俩都没法动弹,因为我们的双腿牢牢地定在下面,好像上面压着千斤的重量。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最后一点战争――我们知道这样的喧闹意味着什么。知道为什么马丁内斯军士长正在给大家分发雪茄烟,为什么他要脱掉上衣手舞足蹈,还丢掉烟头吹卡祖笛(Kazoo)一种木制或金属制玩具笛。――译者注。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允许基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美国摇滚乐史上著名的吉他手。――译者注的吉他声从指挥塔里传出来。但我们俩还是呆呆地坐在沙丘上,可能在那儿待了有一个小时,或十分钟,或是半小时,甚至是一天。我们就这样观赏着那些我们了解的、关爱的男人庆祝一次小规模战役的胜利。
最后我放下步枪,取出里面的子弹。约翰尼也从他的榴弹发射器里取出了手榴弹――他关好发射器的后膛,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一扇金属做的大门关掉了一段历史。我们走下沙丘,军士长第一个跑来迎接我们。他咧开嘴大笑着。从他的脸上,我看到了他家人的影子和这个居家男人洋溢出来的幸福感。海军陆战队队员的这种幸福十足的表情,除了是在辱骂或贬低自己的下级时,以前从没有出现过。上士对我们说:“哦,操,你们这两个家伙困在那儿了,是吧?我已经派塞克开车送上校上北边巡视去了。不好意思,伙计,你们这两个疯狂的狙击手,两个疯狂的浑蛋。可是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些狗杂种已经玩儿完了。”说完他拍了拍我俩的背,拿雪茄往我们脸上塞。
我们赶到侦察与目标捕获排所在的营地。每个人都为把我们丢在那儿向我们道歉。不过,当时他们确实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可以来接我们。因为有一大群发了疯的军官迫不及待地要坐车到科威特城去一睹胜利的芳容。他们为我和约翰尼嗤之以鼻的平安而感到无比兴奋。我们说他们真是浑蛋,是一群狗娘养的。战争都已经结束了,他们还让我们在与外界毫无联系的情况下以战斗巡逻模式跑了八公里。可我们真的觉得无所谓。
音乐放了一整天。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还有“谁”乐队,这些来自另一场战争的音乐现在一齐上阵。我们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可我们已经开始要讲我们的故事了。记住那一刻吧,记住那是什么时候。你会相信吗?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被耍弄了。我想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的新闻,或是从收音机里听出一点儿蛛丝马迹。可信息过多也不是件好事儿。
在日暮时分,塞克回来了。他对我们说,他在科威特城郊看到那些快乐的科威特平民。这时我开始相信他确实在弹药储藏所那儿领到了一堆木板。于是我们在那些木板上全淋上
柴油,燃起了一堆篝火。我们在火堆旁围成一圈。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煮着吃,只有一些水可以喝。但我们心里都埋藏了太多的故事,总有一天会拿出来讲给大家听。而且这些故事永远没有结尾。
因为我们都没有带酒,所以排里的人用咀嚼烟草来表示庆祝。嚼烟草也许是我唯一没有染上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恶习。阿迪克斯对我发誓说,嚼了烟草后会得到无与伦比的快感。我发现我需要一点快感,或是任何能够充实那种侵袭着我的无以名状的空虚玩意儿。我试着嚼了一口那种黑糊糊的、发霉的草叶。我嚼着这种叶子,不停地吮吸着它们的味道,让它们在我嘴里变成了一团紧紧的圆球。我的嘴唇和牙龈渐渐失去了知觉。和战友们一样,我往火堆里吐了好几次口水。我真的感到了一阵令人眩晕的快感。我咽下了一些自己的口水,闭上眼睛。世界在旋转着,我慢慢地从我坐着的弹药箱上倒下去,仰面躺在地上。然后蜷缩着身子在地上打滚,没有人注意到我。他们的战争故事像一群患了癫痫病的病人一样从我脑袋里飘过。我的胃里翻江倒海,我吐了出来,感觉好像已经把过去七个月里所经历的全部生命都吐掉了。这就是我迎接和平的方式。
发泄与愤懑
清除敌方作战掩体与科威特胜利游行:发泄与愤懑
胜利游行:发泄与愤懑我们在科威特又待了几个星期,清除那些地下掩体。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熟悉了沙漠里的每一块岩石,还几乎杀死了自己。
第七远征旅第二营侦察与目标捕获排受命清除敌军的三个大型阵地,一个是炮兵部队的,另外两个是隐藏在壕沟里的步兵阵地。我们的任务是清空那里所有的掩体和放置武器与设备的战壕,特别是要搜寻化学武器并且收集任何与任务报告有关的情报。我们知道唯一能写进报告的就是那些死人的尸体。
死亡数字:对方死伤无数,相比之下我们损失的人数要少得多。这是个有利的统计,这两个数据很不错。那咱们就回家吧。
大扫除任务是一次自主性行动。每天清晨,我们全副武装地跳上我们的三辆
悍马汽车,出发前先开往营部的宿营地。少校只愿意从我们这儿听到有什么出了差错的消息:只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同敌人的一个瞌睡排、一群错过了我们的总攻的人打过仗;或者是不是哪个军需处发生了爆炸事件;又或者是不是某人踩上了一颗地雷。
我们兴高采烈地穿梭在敌人的阵地上。发现当一枚枚重达500磅的炸弹投到没有认真巩固的工事上,或者当坦克或运兵车由里向外被炸成两半时,一个人可以有上百种不同的死法。掩体里有些尸体弯腰驼背,两只手还捂着耳朵,好像死前仍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蛆虫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昆虫正在繁忙地享用腐烂的死尸。部分碉堡的旁边,挖有浅浅的坟墓。我希望傍晚时所有死去的
伊拉克士兵可以被搬到一起,然后被光荣地或至少是恭恭敬敬地掩埋。有些碉堡里尸体堆成了山,从下往上看,你可以看出不同的腐烂程度,这是一个散发着臭味的死亡
日历。我在一个掩体里看到了三具有不同腐烂程度的尸体,让我相信这三个人分别死于不同的时间。最后死去的那个人陪着两个朋友已经发胀的尸体,在掩体里待了几天,甚至是很多天,等待着死亡降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前面两个人的尸体埋掉,或至少将这两具尸体搬到掩体外面去。或许这两具尸体可以给他带来些许安慰,带来一种冰冷的慰藉――它们可以如此亲切地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结局。于是他就睡在尸体旁边,闻着尸体散发出来的臭味,等待着。掩体里大部分死去的人看来都并非是被炸弹的碎片杀死的,而是死于爆炸时产生的巨大震动。他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还有嘴巴里都装满了已经干了的、褪色的血迹,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空袭开始几周后,美国空军开始对伊拉克士兵使用榴散弹,越战时,美军也使用过这种炸弹清除敌人的直升机降落区。榴散弹会在离地面三英尺的高度引爆,释放出1.26万磅重的铝粉爆炸浆。如果你在爆炸范围两英亩以内,或是在爆炸范围上空两英亩之内,或甚至是在两英亩内的一个碉堡里藏着,你都死定了。敌人的步兵工事看上去就像是榴散弹的演习区。那些死人的嘴巴还痛苦地大张着,临死前的尖叫突然停止。你能听见他们的惨叫吗?
我喜欢坐在掩体里,翻看那些死人的私人物品。伊拉克士兵已经在这些掩体里待了好几个月。他们把掩体弄得很舒适,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阴森恐怖的战争场所。他们在地上和胶合成板制成的屋顶上都铺上了颜色鲜艳的毯子,将家人的照片支撑在用沙堆挖成的架子上。我一页页地翻看着他们的家信。因为上面都是阿拉伯文,所以我根本看不懂。但不用看里面的文字,我也知道每封信都说了什么:请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们爱你,这是一场正义之战。
离我们的露营地不远的地方,克罗克特找到一具尸体。他特别讨厌这具尸体,他说那死人脸上的表情和那种嘲讽的手势显得很无礼。还说那人活该去死,既然他已经死了,他的尸体就活该被操。日复一日,克罗克特一次又一次走到那具尸体跟前,用他挖战壕的工具去戳那死人的头骨,把步枪上的刺刀插进死人的躯干,然后他还拍下了照片。约翰尼?罗顿命令他离那尸体远点儿。可他没有照着做。克罗克特已经被那具尸体给弄疯了。我明白是什么让克罗克特如此亵渎一名死去的军人――恐惧、愤怒、优越感、懦弱、愚蠢、无知,还有数月来的训练和部署,长期的孤独、无聊、疲劳,射在虚假的、固定的靶子上的子弹,一夜又一夜的站岗,最后的松懈,轻松而得的飘浮于战争表面的胜利――所有这些都令人十分沮丧,都是在我们的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这次冲突中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事物。我们战斗过吗?那就是战斗吗?比较一下我们从父亲、叔父、兄弟们那里听到的关于越战的故事,我们的整个地面战争也就只是一次远距离的丛林巡逻。可我们全军却失去了许多士兵,失去了可以装备两个连的普通士兵。克罗克特――正在胡乱劈砍着伊拉克士兵的尸体,拍下腐烂的尸体的照片――同时也在与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得到的满足感作斗争。
一天早上,在克罗克特开始对那具尸体进行他的行为之前――现在那具尸体已经变成了一堆被剁得稀烂的肉泥――我埋葬了那具尸体。我用自己挖战壕的工具铲起沙子,盖在死尸身上。我先埋好他的双脚,然后在他身上堆了一个六英寸高一点的沙丘,最后我掩盖好了他那张面目全非的脸。他的脸已不再是一张脸,身体也不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座缅怀一个巨大伤亡的纪念碑。
克罗克特发现我把尸体给埋了。他说我是个懦夫、一个婊子、伊拉克的情人。我告诉他我埋掉尸体,对大家都有好处,特别是对他有利,终有一天他会感激我阻止了他的龌龊行为。
他对我说:“看看周围,到处都是那些狗杂种的尸体,我会找到另一具的。”也许他确实找到了。
不过克罗克特并不是唯一一个侮辱死尸的陆战队队员。连里集合时,马丁内斯军士长对大家说:“因为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是无上光荣的陆战队队员,所以我们不能射击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不能用我们挖战壕的工具去切开那些死人的头骨;不能往一个尸体坑里扔手榴弹;更不能在做了这些事以后,还拍下自己搞破坏的照片。如果我们拍了照片,并且照片被上面发现的话,我们会受到《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的严厉惩罚。如果我们从尸体身上偷走武器或可以识别身份的物件或是其他战利品,我们也会受到《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的重罚。解散。”
一天早上,我们从无线电通信设备里听到上级要让我们营在科威特城里列队进行胜利游行。还说如果我们想加入游行的队伍,就得在十一点的时候到某某坐标所在的位置去乘坐载重五吨的卡车。
我们的队伍在城郊游荡着。我们穿过贫困的街区,那里有着橄榄色皮肤的胖大妈们一只手紧紧地将小孩揽在宽大的胸脯上,另一只手挥舞着科威特国旗和美国国旗。她们的房屋都是石头做的,连在一起,好像是胶合板与钉子造成的创意非凡的建筑作品。我们看到的科威特人仅仅是些妇女和儿童。她们高呼着:“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向她们挥手,偶尔会有个锅盖头从卡车上跳下去,拥抱其中的一名妇女或小孩儿,然后由他的一个战友拍下这感人的画面。这一带肯定是外籍劳工的街区。那些工人从菲律宾群岛、
马来西亚、印度和埃及来到这里,干着收入微薄的工作,享受着有限的人权。这些人的人口数目在
伊拉克侵略前,几乎与科威特本国人的数目相等。这些抱着小孩的科威特妇女并不是我们为之而战的人:我们是为那些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拥有油田的皇室而战。他们住的宫殿全都被高大威武的棕榈树遮盖着。那些挥舞着旗帜的妇女其实和我们一样,她们就是我们的母亲。那些满嘴污物、皮包骨头的膝盖上流着鲜血的小孩儿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邻居和朋友。
我们的部队不允许走出这片贫民区。我们被驻扎在各个关卡的宪兵队给挡住了。他们要防止我们进入真正的城市,防止我们进入富人们的街区。我想象着现在在那个街区的大房子里、豪华的宫殿里,女人和男人们正忙着清点伊拉克占领期间被盗的或是被破坏的财物。科威特城被伊拉克占领时,他们正舒服地住在开罗、伦敦以及利雅得的五星级酒店里。
我们往回走,又遇到了先前见过的那些妇女和孩子。我想应该是科威特政府和美国政府安排她们站在那儿,叫她们手举旗帜,并让她们在美国军队经过的那几个小时之内一直站在她们那由沙石堆砌而成的院子里,还对她们说:要微笑,并且挥动你手里的旗子,表现出为自己重获自由而感到十分喜悦的样子。也许是我想错了,也许在占领期间,她们曾把美国国旗藏在厨房的碗柜里,等待着这个光荣的日子再把旗子拿出来。
我们得到的英雄奖章中有一枚是科威特解放纪念章(Kuwaiti Liberation Medal),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章,看上去好像会有棕榈叶从上面长出来。大部分奖章送来时,外面都包着一层硬纸板和塑料膜。但是这枚奖章放在一个特制的收藏盒里,盒子上还有链子和锁扣。有谣言说,科威特政府曾许诺要付给每个在这个地区服役的美国士兵一万美元。可美国政府拒绝了,宣称自己的军队不是用来赚钱的。其他谣言都是围绕着科威特解放纪念章的:如果你坐飞机到科威特去,在飞机着陆时亮出你的奖章,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快乐。科威特妇女会为你带来肉体的愉悦――刚从葡萄藤上摘下的一颗颗葡萄,从科威特妇女的嘴里、从她的姐妹们的嘴里、从她的朋友们的嘴里流出的美酒将流进你的嘴里,流进古人们所说的所有的洞穴里,真是个
性感的交易。另外,还有人说这枚奖章是用纯金做的,市场价值高达一千美元。所有的谣言都没有成真。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们的真假,也从不关心。
胜利游行完毕后,我们回到炮兵部队的驻扎地。现在我已经可以在敌人的掩体里自如进出。他们的影子时刻伴随着我――他们那些五颜六色的毯子,他们的武器,他们留下的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生产的补给品,俄罗斯人和大不列颠人制造的军需品,还有他们家人的照片与家信――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那血肉模糊并且腐烂恶臭的尸体。
我走进营地南边的一个指挥所。当我弯腰爬进掩体时,我看到一块合成木板上钉着一幅火力配备方案图――方案图是用红色水彩笔画在硬纸板上的,看着像是一个五岁小男孩鬼魅的幻想世界――我感觉到脚踝似乎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拽了一下。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有人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在这些地方进出了这么多天,死亡终于找上了我。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敌军撤退时布下的地雷,一旦你触到了不该碰的东西,埋伏在附近的一颗手雷就会爆炸。只要我继续往前走一步,我就会落入圈套,然后就会可怕地死去。我并不是在接受这一惩罚时才认识到这一点的,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才学会这一切。此刻,我的生命就悬在这根细细的铁丝上。我止住脚,然后往后退了几步,看着那该死的圈套,回味着我愚蠢与轻率的举动如同一袋廉价的骨头吊挂在那根铁丝的上面。有可能被我引爆的那颗手雷就放在我的头顶,藏在一个与成熟梨子一般大小的沙堆里。我可以看到潮湿的沙子里还留有堆砌这个沙堆并小心翼翼地将手雷埋在里面的伊拉克士兵的手指印。当然,我对手雷这东西是再熟悉不过了――甚至可以用关系亲密来形容。并且我自己身上就挂着几颗――但这是唯一一颗在爆炸前让我听到它声音的手雷,它就像一颗心脏跳动着。我从容地解开绕在铁丝周围的一根尼龙绳索。先把火力配备方案图从合成木板上取下来,塞进裤袋里。然后爬出掩体,往后退了40英尺,跪在沙地上,像是要乞求什么。我使劲拉了一下尼龙绳索,就好像要从洞里拽出一个生命那样。接着,作战掩体被炸飞了。我又一次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我再也没有走进过其他掩体。我告诉排里的人,如果他们还继续去执行清除任务,他们肯定就是神经不正常。还说整整有十天我们的神经都不正常。而这十天里,我们是幸运的。他们似乎对我遇到的险境无动于衷。还好我及时发现了那颗手雷,并且现在仍然活得好好的。可是甚至没有人问我一句:“你没事吧?”
掩体里面所有的宝藏无非就是――信件、一把刺刀、一顶贝雷帽、一个头盔、自制的
伊拉克士兵身份识别牌,上面用锥子潦草地刻着士兵的个人信息――全是些不值钱的宝贝。排里的人继续收集伊拉克士兵死后留下的物件,这样做的原因同克罗克特破坏尸体的出发点一样――为了拥有沙漠的一部分;为了进一步伤害这片已经满是绝望与死亡的土地;为了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存在,找回自己,探究自己的过去;确认自己作为海军陆战队队员的身份,确定自己是战士,是锅盖头;给自己过去七个月的年轻生命注入应有的价值;从死去的伊拉克士兵身上偷走这段历史,因为那些死去的人已经忘记了一切。死去的人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为此,他们的死是值得嫉妒的。因为他们成为永恒,需要做的只是继续他们死亡的状态。对一具尸体来说,不再存在什么严重的后果。一具尸体可以遭受到暴力袭击与侮辱,可以被人用枪射击,用刀砍伐,可以被人诅咒,可以被人焚烧,可是却绝不会忍受寂寞、绝望与愤怒。
行动训练营的上尉建议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人跟着他,再加上他招的几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起,用侦察与目标捕获排在敌人的阵地里收集到的武器开火。意思就是让我们玩玩那些AK47冲锋枪和
火箭筒。我们欣然接受上尉的建议,因为没有他的支持,上级不会允许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用这些武器疯狂地扫射。
我们的武器储藏所里有四五百支AK47冲锋枪和三打火箭筒。我们的目标,也就是那些瘫痪了的伊拉克军队的武器和车辆,对付这些是绰绰有余的。上尉甚至想让一架伊拉克军队的坦克开动起来,让我们射击起来更刺激。他花了一个小时在那辆T62坦克上折腾。可他一没有专业知识,二没有专用的工具,所以没法让那家伙跑起来。
伊拉克士兵并没有认真照料自己的步枪。我们从那些死人手里把步枪抠出来,发现他们已经有好几天,甚至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保养自己的步枪了。不过这些步枪令人怜惜的样子――粘满铁锈、肮脏的枪管,还有装满沙子的扳机装置――让我们更有劲地咒骂这些死人和他们所接受的毫不严谨的训练。这种懒散的军旅生涯更加动摇了他们曾经是我们想象中作为敌方的强大形象。
柯汉说:“这些杂种的步枪只要射出两个弹匣的子弹后就会失灵。上帝,这根本就不是支军队,只是一群手拿步枪的浑蛋。”
“我就没见到过哪怕只有一整套清洁武器的装置,”马丁内斯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就没发放过清洁武器的装置。很可能他们还得自己想办法弄到这些东西。这也太疯狂了,一个在前线的军队拿着的却是肮脏的武器。”
我说:“好像他们本来就想让武器快点失灵。”
“他们的武器本来没有失灵,”约翰尼说,“是他们自己让武器失灵的。”
我们把报废的AK47冲锋枪扔到一起,那其实就是一个枪管、枪托与枪栓的金属组合体。在处理废弃的
火箭筒时,我们显得更加小心。我们把这些火箭筒整齐地放成一排。上尉不想让我们把时间浪费在试图清洁失灵的武器或是更换弹夹上,他建议我们干脆把那些已经失灵的武器或是没有弹药的武器堆成一个垃圾堆。大家都可以参加这个射击游戏,只要你站在开火线后,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你就可以朝开火线对面的任何东西进行扫射。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AK47冲锋枪。我对它的杀伤力了如指掌,常常认为这种武器可以在战场上让我毙命。可是战斗已经结束。现在,这些肮脏的AK47看着就像小孩子的玩具枪。我感觉自己像是又被我自己以及那些无聊的宣传给愚弄了。并且当我手里拿着敌人的武器,用敌人的武器开火,将撞针撞击在弹壳上,听到子弹呼啸着射出去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卖国贼。我不在乎自己打中的是什么。在我面前的是一片一望无垠的沙漠,还有废弃的坦克、掩体和运兵车,并且在一些运兵车里,还有敌人的尸体。可我还是开枪了,像我旁边的战友们一样开了枪。我像他们一样,把枪从后面挎着,盲目地向前方射击。好像我们已经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似乎我们在如此疯狂、如此反复无常的状态下,就算什么也打不中都无所谓。但我们还是用光了弹夹里的所有子弹。当沉闷的咔嚓声响起,宣布子弹已经打完,或是有金属部件被损坏时――也就是枪栓被卡在弹膛里,就像钥匙卡在锁里一样――我们知道步枪已经失灵,便把它们扔到一边。看着它们从我们手中脱开,飞出去,跌落在地上,我们感觉自己已经扔掉了一段烦恼的记忆。可是,这段记忆早晚有一天会再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这时我们听见“轰”的一声,那些火箭筒便都被炸毁了。用火箭筒开火的人一个目标也没击中。我们只看到飞出去的炮弹快速地弹跳着,最后漫无目的地爆炸。我们不停地用AK47射击,制造出一个火力工厂,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彻云霄。射出的子弹与被打飞的沙子漫天飞舞。现在我们都在朝着空中射击,把枪口对准天空。然后在原地跳起圆圈舞。我们光着脚起舞,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希望那些子弹永远也不要掉落下来。我们尖叫着,冲我们自己,冲着对方,冲着我们周围那些已经死了的
伊拉克士兵尖叫着。我们先对自己尖叫,然后对围绕着我们的死亡世界尖叫,接着再对着我们自己尖叫,最后又对着我们身边的尸体以及这一片死亡的世界尖叫。
我把手里的步枪扔到垃圾堆上,向
悍马汽车跑去,钻到车底下。站在开火线上的战友们还在继续向空中发射出一堵由金属子弹组成的铜墙铁壁。我哭了,我听见朋友们的尖叫,他们都是我爱的人。我知道我们很快就可以带着这种疯狂的尖叫一路回到家乡。可是没有人会认真听我们的呐喊,因为他们只想听到人群里传来的胜利欢呼声。
未曾杀掉半个敌人的狙击手
未曾杀掉半个敌人的狙击手:幸抑或是不幸?
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名真正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你必须杀人。你接受了所有的训练,学到了所有的专业知识,如果你不杀人,你就不是一名战士。即使你曾被敌人当做目标射击过,也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要受到火力攻击是很容易的――要么是你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要么就是敌人比你更厉害。也许你幸运的躲过了子弹,或者不幸中弹死去,可你仍然不是一名战士。你会受嘉奖得到一枚战斗英勇勋章――如果你不幸中弹,但却不是性命攸关,你还可以得到一枚紫心勋章(Purple Heart)系美国军方的荣誉奖章,从1782年开始授予对战事有贡献,或参战时负伤的人员。――译者注;如果你不幸中弹身亡,你的紫心勋章将被赠予你的母亲。可不管你是死了还是活着,只要你还没有亲手杀死过一名敌方士兵,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
有时候你希望自己曾亲手杀死过一名伊拉克士兵。或希望自己在巡逻时用M40A1型步枪,在射击着弹点观察员无数次的开火指令下射出无数颗准确的子弹时,在一连串的猛烈交火时杀掉许多伊拉克士兵。无数个漆黑的夜里,你甚至愿意随时回去,回到沙漠里,找机会杀死那些伊拉克士兵。由于在战斗时一个人也没有杀死,你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个海军陆战队队员,甚至连个男人也不是。你的脑袋里总有个空缺,缺少的是战争给你留下的美好记忆。你必须补上这个空缺。
但许多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无法弥补这个空缺。所以你把它移开,埋在心灵的最深处。
你用了很多年才明白,世界上最纷繁复杂、最危险的冲突,最折磨人的行动,最致命的战争,就发生在你自己的脑袋里。
你就算是杀掉了偶尔想象的那些想杀死的一个人或所有的人,你还是你自己。也许你想错了,如果你杀掉了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或所有的人,你将使自己精神失常或是亲手杀死自己。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杀手,一个恐怖的杀手。
如果你杀掉了那些人,你可以骗你妈妈说:“不,我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人。”而且就算你真的谁也没杀,然后这样对你妈妈说,她还是会无数次地哭着说:“当你到战场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小男孩儿。你曾经是那么可爱,那么温柔,可现在你成了个愤怒的、不快乐的男人。”
胜利归国:喧嚣的背后是什么?
清除完掩体后,我们住在利雅得附近的一个帐篷群里。在那里每天早上我们可以洗上冷水澡,还必须把胡子刮干净,擦亮我们的军靴。战争的结束比战争开始要来得快得多。五角大楼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沙漠上建立起一支总共由50万男女士兵组成的部队,却只用了不到六周的时间解散这支部队的大部分人员。因为现在参战国已经恢复安全,不再需要保卫它的部队了。现在我们也不再是保护者,而成了擅自闯入的不速之客。
在大后方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担心什么时候才能被送回国内,并确保自己不会被欺骗。因为我们肯定先来的家伙应该会先被送走。
最后我们终于坐上了飞机。我们的飞机先在雅典着陆。可他们不许我们下飞机,这纯粹就是一种折磨。我们从闷热的飞机里看到雅典那些碧绿的山峰,看着那些有可能是古代遗址或现代建筑的房屋。我们无法分辨出它们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可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只想亲自到那里去游览一番。当然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中就有人要留在雅典,然后失去音信。这是我们的指挥官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抵达了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Dublin)。这次他们允许我们走下飞机,也许是因为机场上有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在巡逻。上校在对讲机里命令我们不许到酒吧里去喝酒。这时一个家伙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叫道:“我尊敬的长官,操你的,长官。”当时我也坐在酒吧里,坐在那个家伙后面有三四个座位远的位置上。我要了一杯吉尼斯黑啤酒(Guinness),像喝水一样咕咚一口就喝光了。我逛着机场里的免税店,挑选着白酒、糖果和昂贵的皮革制品。可是我什么也没买。一对爱尔兰老夫妇冲到我面前,老妇人拥抱着我,她的丈夫握了握我的手,对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还请我喝他的银制酒瓶里的威士忌酒。我被这个场面吓了一跳,我先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表达慷慨和赞美,随即我想起自己刚刚参与了一场战争。我敷衍地谢了谢他们,然后提前上了飞机。
最后我们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从圣贝纳迪诺乘车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的路程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沙漠里的这条公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夹道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们。这让我想起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时纽约城里胜利游行的场面。载着我们驶过高沙漠区的20辆黄色公交车与之相比简直渺小至极。
人们把廉价啤酒、一瓶瓶的廉价白酒、黄色塑料绸带和旗帜扔进车里。偶尔会有陆战队队员把抢着要上来的妇女抬进车里。那女人会向我们微笑,祝贺我们成为英雄。有时她会亲吻几个陆战队队员的脸颊,接受一个陆战队队员送给她的可以夹在衣服上的V形臂章,并且和颜悦色地拒绝陆战队队员们俗气的,甚至是有点儿粗暴的性爱的召唤与建议。但通常这个好心的甚至具有爱国主义情结的,为自己国家而骄傲的女人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被强行拉到车里的。这时她就会尖叫个不停,直到有个锅盖头礼貌地将她带出缓慢行驶的公交车,让她回到安全的平民世界,才愿意停止尖叫。这种场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开始厌倦起来,开始为自己的身份,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英雄身份而感到失意。
当我们就要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时,克罗克特拉了个越战老兵到我们的车上。这是位坚强的越战退伍军人,很明显多年来一直在这一带的街区奔波,进出于各个越战退伍军人
医院。他的两只脚都很脏,连鞋都没有穿。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一件褪了色的来历不明的迷彩服。泪水从他的双眼流下来,流过布满深深皱纹和饱经风霜的脸颊。他的脸就像是一张复杂的沙漠地形图。他好像是喝醉了,不过明显没有平时喝得多。他抓住克罗克特的肩膀,好让自己站稳。然后张开干涸的嘴唇,可是什么也没说。车里突然鸦雀无声。他闭上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对着车里的我们吼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锅盖头们,感谢你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坏蛋。”
克罗克特扶着老兵,让他回到人群中。虽然兴奋的公民造成的壮观场面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但我还是希望它可以治愈老兵内心的创伤。
内心的孤独与绝望:写下这本书
开往基地的整个长途旅程中,我手里一直捏着脖子上挂着的士兵身份识别牌――这些不是我的,是我从三个死去的伊拉克士兵的脖子上扯下来的。这些识别牌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背包里,在我的地下室里,和我当年参军的制服,我得到的奖章、徽章、绶带还有沙漠地形图放在一起。
偷走这些士兵身份识别牌是一种罪过。有时候我在想那三名死去士兵的家人有没有得到亲人阵亡的消息,或者在巴格达的一堵石墙上,是不是已经将他们列为战争中失踪的人员。或许他们的尸体已经通过牙医记录鉴别出身份,又或许一名伊拉克军队的上尉在战后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得以通知到他们的家人关于他们已经牺牲的消息。可是,这三名伊拉克士兵的家人生活在其父兄生死不明的恐惧中,也许我应该为此负很大的责任。现在当我想到这三个人时,我记起了他们那一张张死灰的脸,想象着他们带着死人的面孔与家人共享野餐的乐趣。如果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已然不在了,我感到很抱歉。因为就算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是的,他们死了,我很难过。令我难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参加战争并活着回家的人,希望留在这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将坏消息散播开来,告诉家乡的人们战争是怎样打响的,为什么打响,是谁在为谁而战。在战争中幸存的人数越多,能够说出这些坏消息的人也就越多。
不幸的是,大多数熬过战争的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留在人间。他们以为自己还活着,是为了能回到自己的家里,能赚大把的钞票,操自己的老婆,成天酗酒,并且能自豪地摇晃着国旗。
这种人散播的都是他们自认为好的消息,有关战争和战士们好的消息。其中有些人从未真正战斗过――所以他们又怎能恬不知耻地去谈论战争与战士们的纯洁呢?这些人根本就是说谎者、大骗子,他们把你的自由、你的生命、你儿子和女儿的生命还有国家的荣誉当做为自己赢得名望的赌注。
我也参加了战争。现在我可以痛快地发发牢骚了。我可以坐在房子的前廊上,说上一整天抱怨的话。你必须认真听我讲。你们有些人会对我说:是你自己签下入伍合同的,可现在你又满腹牢骚;你去打仗是因为你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没人拿枪口顶着你的脑袋逼你签。这话一点不错。可是正因为我签了合同,完成了在美国与别国的一场战争中参战的义务,所以我现在有资格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有理由说:我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
我有资格对可能到来的更多残暴行径而感到绝望。懒惰与懦弱并没有打垮我――是绝望在支配着我。我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一次性将属于我的这场战争归纳起来:一次愚蠢的、疯狂的行动。我在绝望的同时,也会感到寂寞。而我总是很孤独的,不管是在人头攒动的房间里,还是走在家乡城市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都是孤独的,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绝望。当我坐下来写着这些文字时,我还是孤独的,内心依然充满了绝望――同样的绝望激励着我写出了这本书,这是从深埋在地下的棺材里发出的无声的呐喊。寂静的,死亡的,这就是我痛苦的呐喊。
我想得到什么?我只看见越来越多的炸弹朝我飞来。用上帝赐予你的双手挖出自己的坑吧。战争:死亡的歉疚战争:死亡的歉疚
有些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亟须有人去战斗。而这一点并不能抹去战争带来的对人类的破坏。很抱歉,我们必须告诉母亲们她们的儿子已经可怕地死去。这将永无止境地使人们感到可怕。很抱歉。回忆片断:庆幸未曾杀人回忆片断:庆幸未曾杀人
现在我还常常想起自己第一次遭到炮弹袭击的情景,以及随后完成的清除敌人观察站的任务。我永远也不知道观察站里到底有多少敌方的士兵。不过我依稀记得应该是两个。虽然当时那个不可一世的上尉从我手中抢过步话机,偷取了我杀人的胜利果实,使我十分愤怒,可之后我却很感激他坚持要来指挥那次任务。有时候,当重新获得希望或者甚至是找到宗教的神圣感觉时,我都会认为:那个自大的上尉代替我杀掉了那两名士兵,等于是给予了我生命,送给了我一些生存的时刻。或者我可以将这些生存的时刻送给别人。不过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或是分配这些多出来的时刻,或者我是否已经将它们挥霍一空。作者寄语及致谢作者寄语及致谢
本书描述了一群士兵面对生活、战争以及在海军陆战队里服役时遇到困境而产生的不同反应。我感激那些与我一同分享他们生活点滴的人。在书中,我使用了化名,并改变了一些个人的具体生活经历。
谨向以下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首先感谢本书的编辑柯林?哈里森(Colin Harrison),他任劳任怨地与我一起一页页地核查此书。而我被告知曼哈顿所有的编辑都不会采用如此认真的工作方式,他向我证明了这样的编辑已经绝迹的说法是错误的;感谢斯克莱布诺(Scribner)出版社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南·格雷厄姆(Nan Graham)、萨拉·奈特(Sarah Knight)、劳拉·怀斯(Laura Wise)、斯蒂夫·波特(Steve Boldt)与维罗尼卡·乔丹(Veronica Jordan);感谢我的经纪人、国际创作管理公司(ICM)好莱坞三大经纪人公司之一。――译者注的斯隆·哈里斯(Sloan Harris);还要感谢国际创作管理公司的凯瑟琳·克鲁维里尔斯(Katherine Cluverius)。与此同时,还要感谢我在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坊(University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的老师们。
感谢哈罗德·施奈德(Harold Schneider)、杰克·希克斯(Jack Hicks)、凯瑟琳?瓦兹(Katherine Vaz)、约翰·卡拉汉(John Callahan)、威廉·万恩(William Wann)、克利夫顿·霍尔(Clifton Hall)、道格拉斯·阿希姆比斯布维(Douglas AhimBisibwe)、福伊·奥布莱恩(Foy O’Brien)、田村幸子(Sachiko Tamura)、莱斯·弗里曼(Les Freeman)以及苏珊·弗里曼(Susan Freeman)。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姐姐与妹妹。感谢萨拉·伊丽莎白·弗里曼(Sarah Elisabeth Freeman)。
感谢雅多与巨火山口公司(Corporation of Yaddo and Caldera)为我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与创作空间。
我希望能向著名作家詹姆斯·米切纳(James Michener)以及哥白尼协会就他们对此书给予的慷慨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找到确切的海湾战争全战区年表、各个行动命令、美国军队与
伊拉克军队所用武器术语,并为了对战时美国国内民众与媒体对战争的支持与反对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我特地查询了以下书籍:《战斗命令:沙漠风暴行动联军地面部队》(Order of Battle: Allied Ground Forces of Operation Desert Storm)托马斯·迪纳克斯(Thomas Dinackus)著,海尔加特出版社(Hellgate Press)2000年出版。、《反对一切敌人――海湾战争综合征:痛苦的美国退伍军人与美国政府的斗争》(Against All Enemies: Gulf War Syndrome: The War Between America’s Ailing Veterans and Their Government)西摩·M·赫什(Seymour M. Hersh)著,蓝登书屋(Random House)1998年出版。《海湾战争:完整的历史》(Gulf War: The Complete History)托马斯·霍拉罕(Thomas Houlahan)著,施伦克战争文学出版社(Schrenker Military Publishing)1999年出版。《进军战争》(The March to War)由詹姆斯·里奇(James Ridge)编辑,纽约四面八方出版社(Four Walls Eight Windows)1991年出版。、《海湾战争解读》(The Gulf War Reader)由弥迦?西弗里(Micah Sifry)与克里斯托夫·塞弗(Christopher Cerf)共同编辑,Imes Books1991年出版。“沙子”一词释义来源于《韦氏第三版国际英语辞典》(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卷首铭文摘自《艾兹拉·庞德长诗集》(The Cantos of Ezra Pound)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1998年出版。